尼采在中國

　　西方思想界，柏拉圖雄霸兩千年，后世哲學大都成了他的微言大義的詮釋，其間足可與之爭鋒者，尼采而外，更有誰人？尼采與中國，因緣可謂深矣。尼采反基督，頗合“五四”知識分子反孔孟；尼采非道德，頗合“五四”知識分子反對封建禮教；尼采呼喚超人，挑戰(zhàn)從數(shù)，頗合“五四”強烈的個性解放要求；尼采鄙棄弱者，頗合當時中國普遍流行的進化爭存地理論與落后挨打的教訓；尼采攻擊歷史教育的弊端在于忽略當下人生，尼采說“我們仍有藝術，為的是不亡于真理”這被魯迅概括為“實利離盡，究理旨存”的藝術至上主義，為新文藝家掙脫傳統(tǒng)的載道思想而以自由創(chuàng)造的藝術替回有文明解毒帶來了希望。而魯迅更深達尼采反現(xiàn)代的現(xiàn)代懷疑論。尼采反對的是西方的現(xiàn)代。魯迅懷疑的則是正在建構的中國的現(xiàn)代，二者的異同體現(xiàn)了魯迅在接受尼采影響時自己的探索與創(chuàng)造，也顯示了尼采旅行東方的復雜性。 “五四”知識分子對尼采的接受，并無從容的學理研索，但先輩們迥異于后來的空手捉鳥者，他們的“前理解”大多豐富而堅實，對被接受者的參悟遂更容易得其要領。這好像也是思想接受的通則。20年代，學習西方、泛濫無歸的熱潮開始收縮，批判擇取的態(tài)度愈見明朗，對尼采也不例外，熱烈的擁抱漸漸轉為學理的省思。20年代初《民鐸》雜志的“尼采專號”與稍后以郭沫若為代表的創(chuàng)造社諸君子對尼采的先熱后冷，即為顯例。這樣便有了20年代后半期的沉寂，以至1931年第一本尼采研究專著即李石岑的《超人哲學淺說》出版，成了一個段落的清冷的總結。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圍繞魯迅的爭論，是左翼文化界對“五四”至20年代新文化的一次清算，魯迅和尼采的關系作為清算的主題之一被顯目地提出。這倒并非因為魯迅關于尼采寫過什么長篇大論，或者惟魯迅才登上了“人類與時間約六千公尺以上”，感得了那高山之巔的“空氣”，而是因為魯迅在中國現(xiàn)代情境中，一如尼采在當時德國情境中，以駱駝的勤奮，獅子的抗爭，孩童的創(chuàng)造，極大地豐富了漢語世界理解尼采的問題域。更重要的是，魯迅在尼采旁邊固執(zhí)地放上了自己的思想，在尼采的問題中固執(zhí)地加進了自己的問題，使一切中國的尼采愛好者無法回避魯迅，也使一切中國的魯迅愛好者無法回避尼采。不僅尼采通過魯迅深深介入了中國，現(xiàn)代思想史上的魯迅也因為尼采而顯得問題重重。30年代至今，圍繞魯迅與尼采的爭論從未止息。但畢竟是尼采，又畢竟是魯迅，當時的爭論似乎并未一邊倒，只不過作為中國現(xiàn)代思想史上的一個隱性主題潛伏下來，預示著后來的精神戲劇往往并非精彩的重演。

　　郜元寶，男，1966年生于安徽銅陵，1992年獲復旦大學文學博士學位后留校任教至今?，F(xiàn)為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導師。曾先后涉足文學史研究、現(xiàn)代漢語觀念研究、魯迅研究、海德格爾研究等浨領域。代表性的作品有《拯救大地》《在語言的的地圖上》《魯迅六講》《另一種權利》《說話的精神》等文體。另編有《尼采在中國》和譯有《人，詩意地安居——海德格爾話要》等多部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