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居筆記：新版

　　新版自序《山居筆記》一書的寫作，始于一九九二年，成于一九九四年，歷時兩年有余。為了寫作此書，我辭去了學院的行政職務，不再上班，因此這兩年多的時間十分純粹，幾乎是全身心地投入。投入那么多時間才寫出十一篇文章，效率未免太低，但我的寫作是與考察聯(lián)在一起的，很多寫到的地方不得不一去再去，快不起來。記得有一次為了核對海南島某古跡一副對聯(lián)上的兩個字，幾度函詢都得不到準確回答，只得再去了次。這種做法如果以經濟得失來核算簡直荒誕不經，但文章的事情另有得失，即所謂“得失寸心知”。在總體計劃上，這本書是我以直接感悟方式探訪中華文明的第二階段記述。第一階段的記述是《文化苦旅》，那本書中的我，背負著生命的困惑，去尋找一個個文化遺跡和文化現場，然后把自己的驚訝和感動告訴讀者。但是等到走完寫完，發(fā)覺還有不少超越具體遺跡的整體性難題需要繼續(xù)探訪，例如——對于政治功業(yè)和文化情結的互相覬覦和生死與共；對于文化靈魂的流放、毀滅和復蘇；對于商業(yè)文明與中華文化的狹路相逢和擦肩而過；對于千年科舉留給社會歷史的功績和留給群體人格的禍害；對于稀有人格在中華文化中斷絕的必然和祭奠的必要；對于君子和小人這條重要界線的無處不在和難于劃分；……這些問題如此之大，當然不可能輕易找到答案，我能做的，只是招呼讀者用當代生命去感觸和體驗。這便構成了《山居筆記》的基本內容。稍稍年長的讀者應該記得，這些問題在十年前公開談論并不方便。當時，哪怕是給清朝統(tǒng)治者以更多的正面評價，把民間金融業(yè)全面破碎的主要原因歸之于太平天國運動，或者在不設定“唯心主義”的批判前提下充分肯定朱熹，在維系計會管理和文明傳承的意義上稱贊科舉制度，都會引起不少左派批判家的警惕，更不要說打破時限大談“流放”、“小人”、“圍啄”這些很容易讓人產生現代聯(lián)想的命題了。為此，我要再一次感謝當時敢于發(fā)表這些文章的《收獲》雜志。至于我本人的勇氣，則來自十年浩劫間對民族苦難的切身感受和反復思考。這種思考，開始于浩劫初期可憐父輩的牢獄骨灰，延續(xù)于浩劫中期軍墾農場的漫漫苦役，深化于浩劫后期故鄉(xiāng)山屋的寂寞歲月，又回味于浩劫過后某些黑影的翻云覆雨。幸好一九七八年嚴冬在北京召開的一次會議改變了中國，我也隨之獲得了生存的尊嚴。既然一切都來自于苦難，我問自己手中的筆：你還有什么好害怕的呢？我只擔心災難中的思考因過于憤怒而失之于偏激，便想從考察和閱讀中獲得更廣闊的...[更多內容]

　　余秋雨，1963年考入上海戲劇學院戲劇文學系，1967年畢業(yè)留校任教。“文革”結束后為該院講師、教授，并曾任副院長、院長職務。主講美學、中國現代文學史、戲劇理論史等課程，所著《戲劇理論史稿》、《戲劇審美心理學》、《中國戲劇文化史述》、《藝術創(chuàng)造工程》分獲全國戲劇理論著作獎、國家文化部優(yōu)秀教材一等獎等獎項。散文集《文化苦旅》為他帶來不虞之譽，被目為學者型散文創(chuàng)作，與后出的系列散文《山居筆記》同受境內外華文文學界稱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