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上、下冊）

前   言
    這本書的書名長一點，但能夠很好地表達本書的宗旨。我使用“形成”，因為這是一個在動態(tài)過程中進行的研究，其中既有主觀的因素，又有客觀的條件。工人階級并不像太陽那樣在預定的時間升起，它出現在它自身的形成中。
    “階級”一詞使用了單數，而不用復數，其理由正是本書探討的一個問題。單數和復數自然不同，復數可以進行描述，其含義既清楚又不清楚，它把一些不連續(xù)的現象松散地聯系在一起：這里是裁縫，那里是織工，堆積在一起而形成工人階級的復數。
    但我說的階級是一種歷史現象，它把一批各各相異、看來完全不相干的事結合在一起，它既包括在原始的經歷中，又包括在思想覺悟里。我強調階級是一種歷史現象，而不把它看成一種“結構”，更不是一個“范疇”，我把它看成是在人與人的相互關系中確實發(fā)生（而且可以證明已經發(fā)生）的某種東西。
    不僅如此，對階級的看法還有賴于對歷史關系的看法。如其他關系一樣，歷史關系是一股流，若企圖讓它在任何一個特定的時刻靜止下來并分析它的結構，那它就根本不可分析。最精密的社會學之網也織不出一幅純正的階級圖形，正如它織不出“恭敬”與“愛慕”這些概念一樣。關系總要體現在真人身上，而且還要有真實的背景。我們不能有兩個涇渭分明的階級，其存在各自獨立，然后再把它們拉進彼此的關系中去。我們不能有愛而沒有戀愛的人，不能有恭敬而沒有地主與長工。當一批人從共同的經歷中得出結論（不管這種經歷是從前輩那里得來還是親身體驗），感到并明確說出他們之間有共同利益，他們的利益與其他人不同（而且常常對立）時，階級就產生了。階級經歷主要由生產關系所決定，人們在出生時就進入某種生產關系，或在以后被迫進入。階級覺悟是把階級經歷用文化的方式加以處理，它體現在傳統習慣、價值體系、思想觀念和組織形式中。如果說經歷是可以預先確定的，階級意識卻不然。我們可以說具有相似經歷的相似職業(yè)集團對問題會作出合乎邏輯的相似反應，但決不能說這里面有“規(guī)律”。階級覺悟在不同的時間和地點會以相同的方式出現，但決不會有完全相同的方式。
    有一種說法很有誘惑力，即假定階級是一個“東西”，但在馬克思自己的歷史著作中，這并不是他的本意。然而這個錯誤卻使許多后來的“馬克思主義”著作受到損害。有些人說：“它”，即工人階級，是確實存在的，而且?guī)缀蹩梢杂脭祵W方法來精確測定，例如有多少人對生產資料是處于某種關系之中等等。一旦這種假定確立起來，階級覺悟也就推導出來了：如果“它”適時地了解到自己的地位和真實的利益，那么“它”就應該有階級覺悟（但實際上卻很少有）。這里有一個文化上的上層建筑，通過它，人們極緩慢地意識到這一點。這種文化上的“落后”與走形使人不能容忍，所以就很容易產生某種替代的理論，即黨團派系、理論家等等，由他們揭示階級覺悟。但這種覺悟并非現實中的覺悟，而是理論上應該如何如何的覺悟。
    在意識形態(tài)的分界線上，另一邊也每天都在犯同樣的錯誤，其中一種說法是完全否定階級的。由于把膚淺的階級概念強加給馬克思，而這種概念又很容易被擊破，于是就有人說：關于階級的任何概念都是胡思亂想出來的，是強加于證據之上，而階級根本就沒有發(fā)生過。另一種說法則靠一個奇妙的轉換把階級的動態(tài)觀點變成了靜態(tài)觀點：“它”，即工人階級，是存在的，而且可以多少準確地界定為社會結構中的一個部分；但階級覺悟卻不是個好東西，它是精神不正常的知識分子發(fā)明出來的，因為，在發(fā)揮著不同“社會功能”的集團間破壞其和諧共存（由此而延緩經濟成長）的任何東西都是“不合理的失調現象”。（持這種觀點而又與本書所述時期相關的一個例子，可在塔爾科特·帕森斯教授的一位同事的著作里找到，即Ｎ.Ｊ.斯梅爾策的《工業(yè)革命時期的社會變化》（1959）。）問題應當是：如何才能最好地“處理和疏導”它的抱怨。
    如果能記住階級是一種關系，而不是一個東西，那就不會這樣來思考問題了。“它”之存在，既沒有典型化的利益與覺悟，也不像病人躺在整形醫(yī)生的手術臺上那樣讓人隨意塑造。我們不會像某位作者那樣本末倒置地來看問題，他在研究階級問題時，一頭栽進了方法論的牛角尖，而不去考察真實歷史背景下的真實階級地位，于是我們聽說：
    階級的基礎是與地位有關的權力差異，即與其權力預期值有關的社會功能結構?！瓊€人由于發(fā)揮了與權力有關的社會功能而成為一個階級的成員，……他屬于某個階級是因為他在一個社會組織中占有某種地位，也就是說，階級的身份來自對社會功能所承擔的責任。（Ｒ.達倫多夫：《工業(yè)社會中的階級與階級沖突》（1959），第148—149頁。
    問題的關鍵是：這個人如何才能進入某種“社會功能”？還有，那個特別的社會組織（連同其財產權和權力結構），是如何出現的？而這些，就是歷史問題了。如果讓歷史停留在某一點上，那就不會有階級，而只會有一堆人加上一堆經歷；但如果在社會發(fā)生變化的一個適當的時間段上來觀察這些人，就能看到其相互關系及思想與建制的模式。階級是人們在親身經歷自己的歷史時確定其含義的，因而歸根結底是它惟一的定義。
 
    我對某些社會學家在方法論上的見解也許理解不深，但我希望，我這本書至少對理解階級有所貢獻。我相信，階級是社會與文化的形成，其產生的過程只有當它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中自我形成時才能考察，若非如此看待階級，就不可能理解階級。這本書可以看做是英國工人階級從步入青春到早期成熟的一本傳記，1780至1832年間，多數英國工人開始意識到他們之間有共同利益，他們的利益與統治者和雇主們對立。統治階級當然也不是鐵板一塊，他們在這些年中之所以還能抱成一團，是因為面對反叛的工人階級，他們間的某些對立化解了（或降到相對次要的地位上）。因此，在1832年，工人階級的存在是英國政治生活中最重要的因素。
    本書的寫作如下：第一部考察18世紀留傳下來的人民傳統，這些傳統在18世紀90年代嚴酷的雅各賓騷動中發(fā)揮了作用。第二部從主觀因素轉向客觀因素，即工業(yè)革命時期不同工人集團的親身經歷，而在我看來，這些經歷的意義特別深遠。這個部分還企圖對工業(yè)中新產生的勞動紀律的特點作出評價，以及衛(wèi)斯理宗與勞動紀律有什么關系。第三部談人民激進主義的歷史，從盧德運動開始，到拿破侖戰(zhàn)爭結束時那些可歌可泣的年代。最后，還對19世紀20和30年代的政治理論和階級覺悟的某些方面進行探討。
    因此，本書不如說就是一組論題彼此相關的論文集，而不是首尾相連的敘述文。在選擇這些論題時，我常常意識到我正在向流行的正統觀點挑戰(zhàn)，比如說，這里有費邊社的正統觀點，它把工人群眾看成是自由放任政策的被動的犧牲品，只有少數一些卓有遠見的組織工作者不在其例（其中最突出的是弗朗西斯·普雷斯）。經濟史學家以經驗為基礎，他們也有他們的正統觀點，他們把工人看成勞動力，看成移民，看成一系列統計數字的原始資料。此外，還有所謂的“天路歷程”正統觀點，它在這一整段歷史時期中上下搜索，要找出各種各樣的先行者——諸如福利國家的先驅、社會共和國的前輩、以及（最近流行的）理性工業(yè)關系的早期實例等等。當然，所有這些正統說法都有一定的道理，它們都擴大了我們的知識面。但對第一、第二種觀點我要說：它們很容易忽視工人群眾的主觀能動性，忽視他們在創(chuàng)造歷史的過程中自覺作出的貢獻；對第三種觀點我要說：它用后人的眼光來看待歷史，而不顧及歷史本來的面目。只有成功者（即他們的愿望預示了后來的發(fā)展的人）才被記住了；走不通的路，迷失的事業(yè)，還有那些失敗了的人則統統都被忘記。
    我想把那些窮苦的織襪工、盧德派的剪絨工、“落伍的”手織工、“烏托邦式”的手藝人，乃至受騙上當而跟著喬安娜·索斯科特跑的人都從后世的不屑一顧中解救出來。他們的手藝與傳統也許已經消失，他們對新出現的工業(yè)社會持敵對態(tài)度。這看起來很落后，他們的集體主義理想也許只是空想，他們的造反密謀也許是有勇無謀；然而，是他們生活在那社會劇烈動蕩的時代，而不是我們；他們的愿望符合他們自身的經歷。如果說他們是歷史的犧牲品，那么他們現在還是犧牲品，他們在世時就一直受人詛咒。
    我們在作判斷時，就不能把這一點作為惟一的標準，即人的活動是否被后來的歷史發(fā)展所證實。不管怎么說，我們自己也不是在社會進步的最終點上，工業(yè)革命時期，人們失敗了的某些事業(yè)，也許能讓我們看清至今仍須整治的某些社會弊病。此外，還有兩個特別的原因使這個時期尤其引人注目，就是：第一，在這個時期，人民運動特別注重平等與民主的原則，我們雖然時?？湟覀兊拿裰魃罘绞剑谀切╆P鍵的歲月里發(fā)生的事，卻又常常被人們忘記或忽視；第二，今天這個世界，大部分地區(qū)仍存在工業(yè)化帶來的種種問題，存在著為建立民主而帶來的各種問題，這些問題，和我們在工業(yè)革命中的經歷相比何其相似——那些在英國失敗了的事業(yè)，說不定會在亞洲或非洲取得勝利。
    最后，我要對蘇格蘭和威爾士的讀者說幾句道歉的話。我沒有涉及他們的歷史，這不是出于沙文主義，而是出于衷心的敬意。因為階級既形成在經濟中，也形成在文化中，所以我十分當心，不把英國的經驗普遍化（我確實談到了愛爾蘭人，但不是在愛爾蘭的愛爾蘭人，而是到英格蘭來的愛爾蘭移民）。蘇格蘭的經歷尤其和我們一樣，它既激動人心，又充滿痛苦，雅各賓派在蘇格蘭的宣傳鼓動甚至更加激烈，更加英勇。但蘇格蘭的事畢竟不同，加爾文教不是衛(wèi)斯理宗，雖然在19世紀初很難判斷哪一個教派更不好。英格蘭沒有像高地移民那樣的農民，群眾文化也相當不同。很可能，直至19世紀20年代，都可以把英格蘭和蘇格蘭的經歷分得一清二楚，因為到這時為止，雙方的工會和政治聯系都是時斷時續(xù)的，而且很不成熟。
 
    本書寫于約克郡，因此常常使用約克西區(qū)的史料。我要感謝利茲大學，感謝Ｓ.Ｇ.雷布爾德教授，是他們使我在幾年以前開始研究這個項目，而最后就寫成了這本書；我感謝利維霍姆基金會，是它給了我高級研究員的身份，使我能最終完成這本書。我在給學生上課時，也從學生那里學到許多東西，這本書中提出的那些問題，有許多就曾和他們討論過。我還要感謝各部門主管，是他們準許我引用了手寫的資料和有版權的資料，有關這方面的情況，將特別寫在全書的最后。
    我還應該感謝其他許多人，如克里斯托弗·希爾先生、阿薩·布里格斯教授和約翰·薩維爾先生，他們對本書的部分書稿作出過指正，雖說他們并不對我的觀點負責。Ｒ.Ｊ.哈里斯先生在編輯本書時極有耐心，因為本書突破了一套叢書的限制，而最初這本書是寫給那套叢書的。佩里·安德森先生、丹尼斯·巴特先生、理查德·科布先生、亨利·科林斯先生、德里克·克羅斯利先生、蒂姆·恩賴特先生、Ｅ.Ｐ.亨諾克博士、雷克斯·拉塞爾先生、約翰·雷克斯博士、Ｅ.西格斯沃思博士和Ｈ.Ｏ.Ｅ.斯威夫特先生都曾在不同方面給予幫助。此外，我還要感謝多蘿茜·湯普森夫人，她也是歷史學家，而她又是我的妻子，本書的每一章都曾和她討論過，我們之間的關系使我能夠借用她的觀點，也能借用她筆記本上的資料。她的貢獻不表現在這一點或那一點上，而表現在看問題的整體方法上。
 
1963年8月，于哈里法克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