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漢思想史（共3冊）

　　《兩漢思想史》三卷是徐先生于上一世紀70年代陸續(xù)出版的代表性巨著，那時他已是七十歲的人了。第一卷原名《周秦漢政治社會結構之研究》，是《兩漢思想史》的背景篇，后兩卷是正篇。徐著《兩漢思想史》的鮮明特點是：第一，通過對周秦漢，特別是漢代社會政治結構的探討，深刻揭露、鞭笞了專制政治。徐先生著力檢討中國傳統(tǒng)政治，批判一人專制。在《封建政治社會的崩潰及典型專制政治的成立》、《漢代專制政治下的封建問題》、《漢代一人專制政治下的官制演變》等長篇專論中，徐先生從制度上詳考了中國專制政體的形成與演變，分析了宰相制度被破壞的過程，不僅指出“家天下的法制化”的弊病，而且刻劃了專制者的心理狀態(tài)。他說：“一人專制者的心理，即使是自己所建立、所承認的客觀性的官制乃至任何制度，皆可由他一時的便宜而棄之如遺?！薄耙蝗藢Ｖ疲枰腥朔謸臋嗔?，但又最害怕有人分擔他的權力。這便使宰相首遭其殃。另一方面，則是出于由一人專制自然而然所產(chǎn)生的狂妄心理，以為自己的地位既是君臨于兆民之上，便幻想著自己的才智也是超出于兆人之上。這種無可倫比地才智自我陶醉的幻想，便要求他突破一切制度的限制，作直接地自我表現(xiàn)?！保ǖ谝痪?，第153頁。）當然，在我們看來，專制者的心理是其次的，決定政冶結構的關鍵尚不在此。政治、經(jīng)濟資源配制的狀況，軍事的壓力，財產(chǎn)與權力分配與再分配的成本和效益的問題，是制度建構與政治架構修正的主要原因。錢穆（賓四）先生對漢代政治的描述與評價（請見《國史大綱》），與徐先生大相徑庭。錢穆以歷史學家的眼光，指出漢代政治是文士政治，非專制政治，在制度建設上奠定了中國政治的格局，其成就大于負面。按錢穆的看法，秦漢以降，中國傳統(tǒng)社會使平民通過教育可以參與政治的機制，特別是有“考試”與“銓選”制度為維持政治紀綱的兩大骨干，溝通社會與政府，則不可以對兩千年歷史一言以蔽之曰“專制”、“黑暗”。徐先生曾經(jīng)老實不客氣地著文批判錢先生是“良知的迷惘”。徐指出他自己“所發(fā)掘的卻是以各種方式反抗專制，緩和專制，在專制中注入若干開明因素，在專制下如何多保持一線民族生機的圣賢之心、隱逸之節(jié)，偉大史學家文學家面對人民的鳴咽呻吟，及志士仁人忠臣義士，在專制中所流的血與淚。”（徐文見臺灣《華岡學報》1979年第8期）徐錢間的公案今且不表，由是大概可以知道徐氏是一位情感奔放的學者。讀《兩漢思想史》，我們處處可以感受到他的民主政治的情意結。蕭公權先生在《中國政治思想史》中指出，秦漢至清末，以君道為中心，“專制政體理論之精確完備，世未有逾中國者?！保ㄒ娛捴聝裕?47頁）按蕭公權的看法，這二千余年，中國政治體制和政治思想“多因襲而少創(chuàng)造”。而徐復觀先生則充分論證了周室宗法封建解體的原因、過程與秦漢專制政體的形成演變問題，乃至中國姓氏的演變與社會結構、專制政治與宗族的關系等。請注意，徐先生使用的“封建”概念是準確的，是中國古代的原始涵義，而我們現(xiàn)在習見的“封建社會”概念是不準確的，是西方史的涵義，類似于徐著中的“專制政治”的意思。第二，與上一個問題有關，徐著特別重視知識分子問題。第一卷有《西漢知識分子對專制政治的壓力感》的專論，第二卷有關《呂氏春秋》、陸賈、賈誼、《淮南子》與劉安、董仲舒、揚雄、王充等思想的論述，第三卷有關《韓詩外傳》中士的立身處世和“士節(jié)”的強調(diào)，及有關太史公在《史記》中所表現(xiàn)的史學精神與目的的論述，都涉及到知識分子問題。徐先生說：“若不能首先把握到兩漢知識分子的這種壓力感，便等于不了解兩漢的知識分子。若不對這種壓力感的根源——大一統(tǒng)的一人專制政治及在此種政治下的社會作一確切的解析、透視，則兩漢知識分子的行為與言論，將成為脫離了時間空間的飄浮無根之物，不可能看出它有任何確切意義。”（第一卷，第167頁）西漢知識分子為什么反秦？反秦實際上即是反漢。為什么喜歡《離騷》？那是“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的處境與心境之自況。司馬遷的“意有所郁結”的感憤之作，東方朔的《答客難》，揚雄的《解嘲》，班固的《答賓戲》等等，都是壓力之下知識分子對命運、遭際的情感抒發(fā)。在第三卷《原始——由宗教通向人文的史學的成立》這一專論中，徐先生不僅考察了“史”的原始職務，與祝、卜、巫的關系，尤其論述了史職由宗教向人文的演進，宗教精神與人文精神的交融。優(yōu)秀的史官，實際上正是以“代天行道”的宗教精神來執(zhí)行他的莊嚴任務的。這就是一種“書法”?？鬃淤潛P的“古之良史”董狐和為了寫出“崔杼弒其君”而犧牲的兄弟三史官及前仆后繼的史官即是明證。徐先生說：“這不是西方‘愛智’的傳統(tǒng)所能解釋的。因為他們感到站在自己職務上，代替神來做一種莊嚴的審判，值得投下自己的生命。”（第三卷，第143頁）全書對漢代優(yōu)秀知識分子以理想指導、批判現(xiàn)實政治的研究，甚有獨到之見。這也使我們很自然地想到中國知識分子的使命感、入世關懷、政治參與和不絕如縷的犧牲精神。知識分子，特別是人文知識分子，以價值理念指導、提升社會政治。請讀者讀一讀本書二卷《劉向、的研究》第五節(jié)有關劉向針對現(xiàn)實政治、突破現(xiàn)實政治的理想性的討論和第六節(jié)“以士為中心的各種問題”以及《賈誼思想的再發(fā)現(xiàn)》第五節(jié)“賈誼政治思想中的現(xiàn)實性與理想性”。從這里可知儒家政治理念的功能和儒家政治思想不同于、高于法家政治思想的緣由?！耙悦駷楸?，以民為命，以民為功，以民為力，一切過失，都由君與吏負責，決不能諉之于民?！保ǖ诙恚?5頁）徐先生特別肯定“政治以人民為主”的觀點，又善于發(fā)掘傳統(tǒng)政治思想的資源，沒有陷于今天自詡為“自由主義者”的某些人的淺薄與狂妄。第三，學術上的貢獻與嚴謹?shù)膶W風。徐先生的《兩漢思想史》反映了作者的創(chuàng)慧。在他以前，很少有人注意到《新序》、《說苑》中引用孔子的材料在比例上超過了《韓詩外傳》的問題。這一問題，隨著今天大量出土簡帛的出現(xiàn)得到照應。我們很遺憾，徐先生寫作本書時，只略為了解了一點點長沙馬王堆出土的帛書《老子》，尚不可能知道帛書《易傳》及儒家與諸子百家的帛書資料，更不可能知道90年代郭店楚簡與上海博物館購藏楚簡中大量豐富的思想史資料。實際上，孔門七十子后學記述、傳衍的大量資料，在漢代典籍中得到保留，除前述劉向所編書外，尚有陸賈《新語》、賈誼《新書》，乃至《呂覽》、《淮南》等。地下發(fā)掘的竹帛與傳統(tǒng)文獻對比，諸如《詩》《書》傳衍世系與家派，詩教、書教、禮教與樂教，思孟“五行”，先秦兩漢心性論問題，都有了更豐富的材料，而超出于陳說。我們特別注意到，徐先生在沒有獲悉這些新材料時，由于他苦心研讀文獻，而有了突破前人的慧識己見。他超越了“疑古派”，依據(jù)自己的考據(jù)工夫，把“五四”以來認為不可信賴的文獻重新加以定位，大膽地加以證實與運用。舉凡有關漢代思想史上的大家和重要典籍，他都有討論且都有獨到的見解而不肯阿附陳說。他尤其重視孔子人文精神在兩漢的巨大影響，特別是春秋學的問題，禮樂的問題，天、命、性、道、身、心、情、才等人性論問題的展開等。又如他說，《呂氏春秋》最要者是《十二紀》紀首，其中積淀了漢代以前的宇宙——世界觀，又規(guī)定了影響了兩漢學術與政治。他認為，董仲舒成就的“天”的哲學大系統(tǒng)是當時專制政治趨于成熟的表現(xiàn)，但董氏仍然持守儒家政治理念，批判現(xiàn)實政治，力求限制專制之主及其酷烈的刑法。從本書我們可以了解作者嚴謹扎實的學風，他的研究建立在第一手基本資料的考證、解釋、批評上，他有識見，有眼光，他堅決反對浮光掠影、投機取巧。這在學風浮躁的今天尤有意義。本書前言我研究中國思想史所得的結論是：中國思想，雖有時帶有形上學的意味，但歸根到底，它是安住于現(xiàn)實世界，對現(xiàn)實世界負責；而不是安住于觀念世界，在觀念世界中觀想。所以我開始寫《兩漢思想史》時，先想把握漢代政治社會結構的大綱維，將形成兩漢思想的大背景弄清楚。而兩漢政治社會結構的特色，需要安放在歷史的發(fā)展中始易著明；因材料及我研究所及的限制，便從周代的政治社會結構開始，寫成了六篇文章。匯印為一九七二年三月由新亞研究所出版的《周秦漢政治社會結構之研究》。這實是《兩漢思想史》的開端，應如我在《兩漢思想史》卷二自序中所說，可稱為《兩漢思想史》卷一。我當時所以不用《兩漢思想史》卷一的名稱，是因為生活播遷，年齡老大，對能否繼續(xù)寫下去，完全沒有信心。及一九七五年有印出第二冊的機會時，便在自序中首先說明，一九七二年出版的“可稱為《兩漢思想史》卷一，此處所匯印的七篇專論，便稱為《兩漢思想史》卷二”。但卷二出版后，很快便追問“卷一”的下落的，我記得是香港大學的一位先生。學生書局的朋友，大概也受到這種困擾。此書由新亞研究所印行時是第一版；由學生書局發(fā)行臺灣版時是第二版；現(xiàn)時重印則是第三版。學生書局的朋友，當重印之際，提議干脆改名為《兩漢思想史》卷一，我覺得這是很適當?shù)?，所以現(xiàn)在便標題為“三版改名”’《兩漢思想史》卷一，而以《周秦漢政治社會結構之研究》為副標題。我認為郭沫若在學術上最大的失誤，除了揣摩意旨，特寫（李白與杜甫》，存心貶低杜甫外，莫過于一口咬定西周是奴隸社會。問題本身，乃是研究的態(tài)度是否客觀，舉出的證據(jù)是否堅確的問題，與政治立場并沒有關系。不過我曾再三指出過，不顧客觀證據(jù)，存心誣蔑沒有直接利害關系的古人的人，斷乎沒有不誣蔑有直接利害關系的今人之理?！八娜藥汀奔捌湎嚓P人物，即是眼前的顯證。我除寫了《西周政治社會的結構性格問題卜文，在第一節(jié)中，檢討了西周奴隸社會論者的論證外，后來看到郭沫若以人牲、殉葬與《曶鼎銘文》為主的新論證，便又寫了一篇《有關中國殷周社會性格問題的補充意見》，以作為此書臺灣版的代序，對這兩點加以反駁。我在補充意見中，舉出中外有關材料，證明人牲及殉葬，“乃出于古代野蠻的信仰，再加上王權的橫暴”；兩者中有的用的是奴隸，但有的并不是奴隸，所以“與奴隸社會，沒有必然的關系”。并且更進一步指出：“郭沫若們?nèi)粢匀松脱吃醿杉?，與奴隸社會有必然的關系，則進入周代，即沒有出現(xiàn)這兩件事，豈不恰好證明周代不是奴隸社會嗎？”但近幾年來，大陸學人，一看到墓中有殉葬的情形，不論規(guī)模的大小和殉葬者的身份，以及在當時是特殊性的現(xiàn)象，還是普遍性的現(xiàn)象，便一律指為這是奴隸社會的確證。我在這里，應再補充若干證據(jù)，以供有學術誠意者的參考。希望讀者和我的原文合在一起看。（一）《史記》卷五《秦本紀》：“二十年，武公車，葬雍平陽，初以人從死，從死者六十六人?！卑辞匚涔辏唆斍f公十六年。（二）又：“三十九年，繆公車，葬雍，從死者百七十七人。秦之良臣子輿氏三人，名曰奄息，仲行，钅咸虎，亦在從死之中。秦人哀之，為作歌《黃烏》之詩。君子日：‘秦繆公廣地益國，東服強晉，西霸戎夷，然不為諸侯盟主，亦宜哉。死而棄民，收其良臣從死。且先王崩，尚猶遺德垂法。況奪之善人良臣，百姓所哀者乎。是以知秦不能復東征也?！卑辞乜姽拍?，為魯文公六年。（三）《左傳·魯宣公十五年》：“初，魏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顆曰：‘必嫁是?！膊t曰：‘必以為殉?！白洌w嫁之，日：‘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及輔氏之役，顆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秦之力士），杜回躓而顛，故獲之。夜夢之日：‘余，而（汝）所嫁婦人之父也。爾用先人之治命，余是以報’?！保ㄋ模抖Y記·檀引下：“陳子車死于衛(wèi)，其妻與其家大夫（宰）謀日：‘夫子疾，莫養(yǎng)于下（地下），請以殉葬。’定而后陳子亢（子車之弟）至，以告日：‘夫子疾，莫養(yǎng)于下，請以殉葬?！涌喝眨骸匝吃幔窃?。雖然，則彼疾當養(yǎng)者孰若妻與宰。得已（能不以殉葬），則吾欲已。不得已，則吾欲以二子（妻與宰）者之為之也?！谑歉ス?。”（五）又：“陳乾昔寢疾，屬其兄弟而命其子尊己日：‘如我死，則必大為我棺，使吾二婢子（鄭注：婢子，安也）夾我?！惽羲?，其子日：‘以殉葬非禮也，況又同棺乎?！ス麣??！?/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