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的價值，首先是在廣作參訂的基礎上對《詩經》名物做出了新的考辨?！对娊洝纺甏眠h，所載名物種類既多，又常見別稱異名，難以確解。作者“追索五方，親詳名物”（原書《跋》語），在細審各種經學文獻、子史著作以及醫(yī)類圖籍的基礎上，比照同異，潛心斟酌，揭示出包括“毛傳”、“鄭箋”、“集傳”在內的一批前人注釋的缺誤，提出了自己的新說，值得肯定。其次，全書取名“圖考”，即有意把考辨成果用圖像表現(xiàn)出來，使閱讀者開卷了然，又能收到“綜見見聞聞之類，極形形色色之奇”的效果（參見原書卷首戴兆春《序》），這就大大增加了本書的形象性和可觀賞性。粗略統(tǒng)計，書中各類草、木、鳥、獸。蟲、魚的圖像，達211幅之多。這些圖像，雖不是篇篇惟妙惟肖，卻可以說大都用筆精細，描摹真切，多有可資欣賞、把玩之處。在我國古代文化史上，《詩經》名物圖譜類的著作雖陸續(xù)出現(xiàn)過幾種，但多已散失（參見書末《跋》語），坊間偶見晚近的制作，則過嫌粗陋。就此而言，這本小書似乎也可以說是不可多得了。另外值得注意的一點，還在于這本著作是出自一位日本漢學家之手。關于作者岡元鳳，我們迄今所知很少。查書中屢見“享保中來漢種”字樣（見《木部》“言劉其楚”、“投我以木瓜”諸條），似屬日本中御門天皇享保（1716－1735年）年間或稍后追記之語；又書后所附浪速木孔《跋》語，謂撰于日本光格天皇“天明甲辰”年，相當于我國乾隆四十九年，公元1784年。準此，則全書的最終寫定，必定就在這年或此前不久了。作者在18世紀中后期，能夠抱著敬慎其事的態(tài)度，堅持闡釋《詩經》的工作，不惜花費大量精力，說明中國經學、文學在日本的廣泛影響，也顯示了岡元鳳本人對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熱愛，從一個方面反映了中日兩國文化交流與學術交流的源遠流長。作者自稱“纂斯編”的目的在于“以便幼學”（《序》），然而，由于全書具有如上所說的一些客觀價值，傳世以來頗受各方重視。在中國，光緒、宣統(tǒng)之際也曾不止一次被印行。然而，基于種種原因，卻迄今還沒有一個較好的整理本。有鑒于此，山東畫報出版社特約請山東大學副教授王承略博士，在全面訂正字句的基礎上，酌予注明資料的出處，并作簡要評說。原書圖譜，則力求保存原貌，精意印制，以饗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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