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像天才一樣思考，像受人尊敬的作家一樣寫作，而說起話來卻像個孩子。在美國，在學院的整個進級過程中，從卑微的講師到正教授，我從未事先不準備好打字稿就向聽眾宣講，眼睛也從未離開過被燈光照得明亮的講臺上的講稿。我在電話上常哼啊哈的語焉不詳，弄得打長途電話過來的人自家的英語不說了，換成病態(tài)的法語。在聚會的場合，假如我想用一個好故事來讓大家高興，我就得每隔一句便作口頭刪改。連吃早飯時面對著妻子描述夢境都只能算是初稿。 在這種情況下，沒人該請我接受采訪，假如“采訪”指的是兩個正常人之間的談話的話。早先至少試過兩次，一次還對著個錄音機；當錄音帶被重放時，我的笑也停了；我知道我這一生中再也不會重復那種表演了?，F在，我事先準備得很仔細，以保證搖扇子時悠然自得。采訪人的問題得寫好了送我，我也用書面形式來回答，再一字不差地發(fā)表。這是三個先決條件。然而，采訪的人希望來拜訪我。他希望看見我的鉛筆停在紙頁上的情形，希望看見我那涂了色的燈罩、我的書架、我腳旁睡著的老白貓。他覺得他需要背景音樂，假兮兮的非正式場面。還要盡可能多的豐富多采的細節(jié)，能記住多少是多少，假如不是用筆寫下的話（“納——吞下一口伏特加，咧著嘴譏笑道——”）。我有沒有心取消這種愜意？是的，我有。稀疏的頭發(fā)所用的某種優(yōu)質發(fā)膏從本質上講是一種難看的乳狀物。制造發(fā)膏的人往里加了點綠色以使它不難看——用美容學的傳統行話來說，綠色旨在表明春天的清新如松樹、玉、樹蛙之類的東西。然而，要想讓瓶里的東西誘人，用前必須使勁晃一晃；否則，處于靜止狀態(tài)的瓶子會顯出一英寸寬的綠色邊緣，底下是未變的、純正的、乳色的液柱。在我看來，用前不晃瓶是該堅持的原則。同樣，在涉及印出來的采訪結果時，我無視浮面的裝飾，只保留基本的實質的東西。我的文件中存有幾種語言的約40份采訪結果，這里只收了英美記者采訪的幾份兒。之所以要跳過幾份兒，是因為這幾份兒是可怕的化合物，還不只是晃幾下瓶子的事兒，我的正宗答復給人類感興趣的人造顏色混得一塌糊涂，還被制造者添了油醋，想分都分不開。另有幾份兒去掉好意的小手腳（也有俗麗的新聞捏造）并不難，于是逐步剔除每一自發(fā)的因素，恢復談話的原貌。這件東西到底成了干凈有序的文章。這才是書面采訪應有的理想形式。我的小說很少給我機會發(fā)表私人的觀點，于是我不時地表示歡迎迷人的、禮貌的、有智慧的來訪者向我突如其來地發(fā)問。本卷的訪談錄之后，附有幾封致編者的信。這些信就像律師所說的“自我說明”，完全是一樣的東西。最后，還加上一束小文章，除了其中一篇外，都是在美國或瑞士寫的。斯溫朋對“一群歹毒的詩棍（后變成評痞）”有著機敏的評價。1930年前后在巴黎的俄僑文學小圈子里，這種奇怪的現象也典型地發(fā)生了。布寧、霍達謝維奇和另一兩位杰出的作家的美學思想就遭到了各種“有使命感”的評棍的尤為惡心的攻擊。在那些年里，我巧妙地嘲弄那些詆毀藝術的人，極為高興地看到自己的作品在那個小集團里引起的憤怒。然而，今天把我那無數的舊文章從蹩腳的俄語譯成迂腐的英語，再解釋一番從前是如何的紊亂，現在用了什么策略補救的話，無論對我來說，還是對讀者來說，都是件無趣的工作。我允自己惟一破例是談霍達謝維奇的那篇文章。最后要說，我偶一為之的英語散文的目前這本東西（剪掉了長長的俄語影子），似乎反映了比“V·西林”更隨和一點的人的思想狀況。提起西林，俄僑回憶錄的作者、政客、詩人和神秘人物會產生復雜的感情；這些人仍記得我們30年代在巴黎的伏擊戰(zhàn)。不管我如何固執(zhí)已見，但今天在我的觀點的表達中彌漫著溫柔敦厚。本該如此的。弗拉基米爾·納博科夫1973年于蒙特魯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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