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灘的歷史和建筑

　　“外灘”地名的由來黃浦江是流經(jīng)上海市區(qū)最大的河流，她發(fā)源于淀山湖（今屬上海市青浦區(qū)），由東南至閔行附近沿正東，于原陸家浜口（今南浦大橋附近）北折，從吳淞口注入長江。黃浦江以進入市區(qū)段的江面最寬，約為800米。由于黃浦江通江接海，受到潮汐影響，平均每天兩次有明顯的漲潮和退潮現(xiàn)象，一天內(nèi)的水位落差可達4米以上，如遇天文大潮，水位落差就更大了。在一百五十年前，上海僅是江南沿海的一個中等縣城，航運事業(yè)很不發(fā)達，人們沒必要，也沒能力在沿江修筑堤岸，所以除東門黃浦江岸外大部分江岸是一片自然灘地，退潮時，江水聚滯在河床中心，露出一大片灘地，漲潮時，江水又沒過河灘。黃浦江是上海的主要河道，由于江寬水急，逆水而行的船只就須拉纖行走。幾百年來，纖夫的足跡就在黃浦江灘踩出一條曲折多彎的小道，人們稱之“纖道”，這纖道就是外灘最早的路了。在上海的地名習慣用詞中，一般把河流的上游叫作“里”，河流的下游叫作“外”，如今天上海人習慣把虹口港上的漢陽路橋叫作“里虹橋”，把長治路橋叫作“中虹橋”，把大名路橋叫作“外虹橋”，就是根據(jù)橋所在河流的位置來取名的。同樣，今蘇州河入黃浦江口的第一座橋叫作“外白渡橋”，依次向里的橋也俗稱“里白渡橋”（今乍浦路橋）、三白渡橋（今四川路橋）。如以縣城為依據(jù)時，距城近的地方稱為“里”，距城遠的地方稱為“外”，今南市區(qū)的“里咸瓜街”和“外咸瓜街”；“里倉橋”和“外倉橋”等就是以此得名的。進入上?？h城附近的黃浦江在陸家浜出口處形成一個急彎，于是上海人就以陸家浜為界，其上游稱為“里黃浦”，下游稱為“外黃浦”。里黃浦的河灘叫作“里黃浦灘”，又稱“里灘”，外黃浦的灘地就叫作“外黃浦灘”，又稱“黃浦灘”或“外灘”。根據(jù)上述，“外灘”應該指從陸家浜至蘇州河的黃浦灘地，這原來是不錯的。清康熙二十二年，清軍收復了臺灣，鄭成功之孫鄭克填投降，標志著沿海反清武裝全部肅清?？滴醵哪辏?685年），雄才大略的康熙皇帝頒布了《弛海禁令》，即放松和放寬了從明初開始實行的禁止近海航運和貿(mào)易的“海禁”政策，中國近海航運和貿(mào)易又開始活躍起來了。位于中國南北海岸線中點的上海，是長江的出海口，又背倚中國最富庶的杭嘉湖平原，很快成為中國沿海的重要港口，與上?？h城小東門、大東門、小南門相近的黃浦江灘相繼建起了碼頭、堆棧、商行，從而促進了上海的城市經(jīng)濟和建設的發(fā)展。大概在康熙四十年后，從陸家浜到方浜（今方浜路）的黃浦江灘地逐漸消失在不斷興建的各種建筑中，從此，“外灘”的實際區(qū)域就是今方浜路到蘇州河邊的黃浦江岸。鴉片戰(zhàn)爭和上海開埠1840年，英國政府以中國阻礙貿(mào)易為由，悍然挑起侵華戰(zhàn)爭——第一次鴉片戰(zhàn)爭。由于林則徐對英軍可能發(fā)動戰(zhàn)爭早有所備，英軍對廣州的進攻屢屢告敗。英軍知道，從廣州進攻中國的戰(zhàn)略難以取勝，遂決定沿海北上，從其他地方登陸。1841年8月26日，英軍攻占廈門，10月，又相繼攻占浙江的定海、鎮(zhèn)海、寧波等沿海城市。1842年5月18日，浙江沿海兵防重鎮(zhèn)乍浦失守，6月，英軍進入長江口，攻陷長江門戶吳淞口，并直驅(qū)上海。之后，英軍沿長江而上，攻占鎮(zhèn)江，兵臨兩江首府南京。在萬般無奈之下，清廷被迫派欽差大臣耆英與英軍談判。8月29日，耆英與英國全權公使璞鼎查在英艦皋華麗號上簽訂了中國近代史上第一個不平等條約——中英《南京條約》。據(jù)英國的上海史專家蘭寧（G．Lanning）在《上海史》一書中記載，當英國全權公使璞鼎查在簽訂了中英《南京條約》后，于10月2日撤離南京，沿長江而下，于10月9日抵達上海。他來上海的目的是“要為將來派駐上海的英國領事布置居住的地方，也要解決關于中國人贖回上海的償金問題”，以及與上海道、上海知縣會談關于“開關通商貿(mào)易”事宜。隨璞鼎查抵達上海的英軍馬德拉斯炮兵隊上尉巴富爾（GeorgeBalfour）回憶道：當我們沿揚子江下駛，訪問上海時，璞鼎查爵士指示我，要到上海城附近各處視察一番，并為設置居留地（Settlement）這個目的，選擇一個合適的地點。為此，我曾會同當時上海的中國當局，指定了上?？h城以北，及以東一塊地面作為居留地，因為在這里居住的中國人很少，而且有一種自然的疆界，還有一條約三千六百英尺長的江岸，商船在這里的江面上停泊，既方便又安全，沿江向內(nèi)地航行，又有廣大的農(nóng)村。顯然，當鴉片戰(zhàn)爭尚在激戰(zhàn)中，璞鼎查已注意到上海，并計劃將上海列為通商口岸之一。戰(zhàn)爭結束后，他又著手計劃在上海開辟一個英國人居住地，這個地方就是上海縣城以北的外灘。1842年12月1日，馬德拉斯炮兵上尉巴富爾正式被英國政府任命為駐上海領事，他就開始為籌建領事館和璞鼎查交付的任務而忙碌起來。1843年11月8日，英國駐上海第一任領事巴富爾率隨員麥華陀Q）（WalterHenryMedhurst）、軍醫(yī)海爾（DrHale）、文書斯特拉欽（A．F．Stranchan）一行乘“麥都薩”（Medusa）號船抵達上海。第二天他們就進城在道臺衙門拜會了上海道宮慕久，次日，宮慕久也上“麥都薩”號船作了回拜。英國領事與上海地方政府討論的第一個問題，就是英國領事館的房屋問題。經(jīng)過鴉片戰(zhàn)爭之后，清廷官吏的傲氣早已被打消，這次戰(zhàn)爭使他們明白，大清已不再是一個不可一世的帝國，《南京條約》是大清皇帝與洋人訂立的城下之盟。所以，他們對新來乍到的英國人抱著“敬鬼神而遠之”的態(tài)度，害怕一旦得罪洋人，就可能被朝廷革職，于是提出，在上海城里已擁擠不堪，難以找到一塊可作領事館的住宅，希望他們自己到城外覓一塊土地自建領事館。但是，根據(jù)英國皇家關于殖民地問題的有關法令規(guī)定，英國駐殖民地領事，不得自置土地，擅自營建領事署。巴富爾想遵循其上司璞鼎查的指令，但也不敢違背英國皇家法令，遂提出：“他將自己去尋找一所房屋，如果找不到，他寧愿在城內(nèi)一座廟宇的庭院中搭建帳篷來居住和辦公，或許會搬到一官吏家中去居住?！庇捎诎透粻枒B(tài)度強硬，宮慕久實在也奈何不了他。幾天后，巴富爾租下了城里新衙巷一顧姓人家的52間民房，權作領事署，開始辦公。巴富爾與宮慕久經(jīng)過幾次會談，商定了開埠的部分細則。11月14日，巴富爾向來上海的僑民發(fā)出告示，宣布11月17日上海開埠，同時還告示了兩項內(nèi)容：其一，“茲告全體英國臣民，本領事現(xiàn)已在縣城內(nèi)暫設英國領事館，館址位于東門和西門之間，城墻附近的一條街上”。其二，“上海港埠的界限，暫時確定在朝西方向之寶山角（PaoshanPoint）與朝西南方向之吳淞口右岸炮臺這二點所構成的一條直線以內(nèi)。在港埠內(nèi)，裝卸貨物之商船停泊地即在盡可能靠近黃浦江彎曲處的左岸，緊接于吳淞江口（即蘇州河口）”。11月17日成了上海歷史上銘心難忘的日子——一些中國人視其為“國恥日”，因為這一天是上海受侮被迫開放的日子，而來滬的外國人則視如他們的“國慶”，每年的這一天，租界都要舉行“開埠周年慶祝”——這也是租界最重大的慶典活動之。有利銀行進入聯(lián)合大樓有利銀行的總行在英國倫敦，成立日期未詳。1854年10月2日，英文《北華捷報》上刊登了該行代理人紐伯（RichardNewby）的一則通告，宣布有利銀行（MercantileBankofIndia，LondonandChina）在這一天設立上海分行，它成為最早進入上海的外資銀行之一。1857年，該行與亞細亞特許銀行（CharteredBankofAsia）合并，英文行名改為CharteredMercantileBankofIndia，London

　　薛理勇，筆名申持中。祖籍福建省福清市。1947年出生于上海，1982年畢業(yè)于復旦大學分校（今上海大學文學院）歷史系，同年入上海市歷史博物館，從事上海史研究，已出版的著作有：《文以興游——豫園楹聯(lián)碑刻賞析》、《上海路名地名拾趣》、《上海灘地名掌故》、《上海滄桑百年》、《上海俗語切口》、《上海妓女史》、《外灘萬國建筑博覽》、《閑話上海》、《上海老城廂史話》等；主編《上海文化源流辭典》、《上海掌故辭典》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