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股文概說

　　片斷：志士仁人一節(jié)/王守仁圣人于心之有主者，而決其心德之能全焉。（破題）夫志士仁人皆有心定主而不惑于私者也，以是人而當死生之際，吾惟見其求無慚于心焉耳，而于吾身何恤乎？此夫子為天下之無志而不仁者慨也。（承題）故言此而示之，若曰：天下之事變無常，而生死之所系甚大。固有臨難茍免，而求生以害仁者焉；亦有見危授命，而殺身以成仁者焉，此正是非之所由決，而恒情之所易惑者也。吾其有取于志士仁人乎?。ㄆ鹬v）夫所謂志士者，以身負綱常之重，而志慮之高潔，每思有以植天下之大鬧；所謂仁人者，以身會天德之全，而心體之光明，必欲有以貞天下之大節(jié)。（起二股）是二人者，固皆事變之所不能驚，而利害之所不能奪，其死與生，有不足累者也。（過接）是以其禍患之方殷，固有可避難而求全者矣，然臨難自免則能安其身，而不能安其心，是偷生者之為，而被有所不屑也；變故之偶值，固有可以僥幸而圖存者矣，然存非順事則吾生以全，而吾仁以喪，是悖德者之事，而彼有所不為也。（中二股）彼之所為者惟以理，欲無并立之機，而致命遂志，以安天下之貞者，雖至死而靡憾；心跡無兩全之勢，而捐軀赴難，以善天下之道者，雖滅身而無悔。（后二股）當國家傾覆之余，則致身以馴過涉之患者，其仁也而彼即趨之而不避，甘之而不辭焉，蓋茍可以存吾心之公，將效死以為之，而存亡由之不計矣；值顛沛流離之余，則舍身以貽沒寧之休者，其仁也而彼即當之而不懾，視之而如歸焉，蓋茍可以全吾心之仁，將委身以從之，而死生由之勿恤矣。（束二股）是其以吾心為重，而以吾身為輕，其慷慨激烈以為成仁之計者，固志士之勇為，而亦仁人之優(yōu)為也。視諸逡巡畏縮，而茍全于一時者，誠何如哉？以存心為生，而以存身為累，其從容就義以明分義之公者，固仁人之所安，而亦志士之所決也，視諸回護隱伏，而覬覦于不死者，又何如哉？是知觀志士之所為，而天下之無志者可以愧矣；觀仁人之所為，而天下之不仁者可以思矣。（大結(jié)）片斷：一、什么是八股文一九○二年，清政府宣布廢止八股考試，至今不過一百年，但八股文似乎已經(jīng)成了茫茫遠古時代的生物化石，知道它的模樣的人已經(jīng)不多，個別報刊偶爾登出一篇，常常要被其他報刊轉(zhuǎn)載，可見已是十分稀罕的東西了。但在當年，因為它是知識分子立身、榮進的工具，讀書人家的案頭上，無不擺有高頭講章和八股選本，影響之廣，遍于城鄉(xiāng)。那么，八股文是一種什么樣的文章呢？八股文是明清時期用于科舉考試的一種文章體裁，它的名稱來自這種文章的組織結(jié)構(gòu)的獨特形式。八股文的形式有嚴格規(guī)定，通常由破題、承題、起講、入題、起股、出題、中股、后股、束股、收結(jié)等部分組成，其中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又要用排比、對偶而相對成文的兩股文字組成，全篇文章中有起二股、中二股、后二股、束二股，共八股，所以叫八股文。八股文的名稱很多，因為這種文章的題目出自“四書”（《論語》、《大學》、《中庸》、《孟子》），故又稱“四書文”，顧炎武認為“股”就是“比”，因文句用比偶，所以也有人叫它“八比文”。此外，時文、制義、制藝、時藝等也都是八股文的別稱。八股文的形式有嚴格規(guī)定，對內(nèi)容的要求則更加苛刻。作者寫作時，不能隨意發(fā)表自己的見解，文章必須要“代圣賢立言”。所謂“代圣賢立言”，通常有兩方面的意思。一是文章內(nèi)容要體現(xiàn)儒家的思想風范，要用儒家的觀點解說“四書”中的“義理”。譬如孔子說：“父母在，不遠游?！保ā墩撜Z·里仁》）如果以此為題作文，作者必須在儒家提倡的“養(yǎng)親”、“慎終”等方面講解儒家“孝道”，唱反調(diào)不行，離開儒家孝道任意發(fā)揮也不行。文章中對“四書”的理解也有一定的標準，就是要以朱熹的《四書集注》為準繩。例如朱熹對上邊孔子的話的解釋是：“遠游則去親遠而為日久，定省曠而音問疏，不惟己之思親不置，亦恐親之念我不忘也?！睂懳恼聲r必須要在朱熹劃定的圈子里跳舞，出了圈子就違背了要求。二是行文要“入口氣”，就是要模仿古人的口吻，如同演戲，要讓古人站在舞臺上現(xiàn)身說法念道白。例如本書“八股文選讀”中韓菼的《子謂顏淵曰》一篇，作者用的就是孔子對顏淵（孔子弟子）談話的口吻。寫文章模仿古人口吻并非易事，沒有一定的想象能力和藝術(shù)修養(yǎng)，很難寫好。舊時的許多八股考官與作者，滿腦子充塞的都是儒家道學，如瞿秋白所說，“他們的頭腦大半是陰沉本做的”（見瞿秋白雜文《透底》），所謂“入口氣”，對他們來說常常是一句空話。明代著名戲劇家湯顯祖被人們稱作東方的莎士比亞，他也是當時的八股文大家，由于他的藝術(shù)天才，八股文的模仿口氣作得很好，因而為人們所稱道。在當時一般的作者中，能夠較好做到“入口氣”的為數(shù)不多。八股文除了內(nèi)容、形式有嚴格限制外，字數(shù)多少也有嚴格規(guī)定。明朝初年的科舉考試不限只在“四書”中出題，也可以從“五經(jīng)”（《詩》、《書》、《易》、《禮》、《春秋》）中出題。明朝“五經(jīng)”文略長，以五百字為滿篇，“四書文”以三百字為滿篇。以后字數(shù)逐漸加多，清順治時“四書文”要寫滿四百五十字，康熙時增為六百字，乾隆以后增到七百字，文章字數(shù)不能隨意加減。以上的種種限制是法定的程式，考官及應(yīng)試者必須嚴格遵守，人們把這種規(guī)定叫作“功令”。在這里，“功”指“課功”，“令”指法令，功令就是考核學子的法規(guī)，是官府朝廷選拔人材進行考核的常用術(shù)語。八股程式是官定的法規(guī)，因此寫作時絕不能違背，一旦違背，在科舉場上就要失敗，嚴重的還要受到處罰。明清時期的科舉考試，八股文不是唯一的考試內(nèi)容，除了八股之外通常還要考帖詩、策論等，但八股考試是最重要的考試內(nèi)容。例如童生（尚未考中秀才的人）考試，縣試要考三至五場，前后要寫四五篇以上的八股文章，其中頭場最重要，要寫兩篇。鄉(xiāng)試（省試）、會試的內(nèi)容較多，但最重要的仍是八股，通常要寫三篇，所以人們多稱明清科舉為“八股取士”。明、清兩代，八股取士制度推行了五百多年，在這漫長的歲月中，億萬讀書人，特別是青少年，整年整月地讀八股、寫八股，不僅消磨了人們的時光，同時也束縛了人們的思想，在中國文化發(fā)展史上，起了極大的消極作用。八股文除了科舉應(yīng)試外，別無任何用處，所以明清人學習八股，只是把它當作敲門磚，大門一旦敲開，考試得了功名或高位，敲門磚就完成了使命，從此再也不去理它。正如瞿秋白所指出的：“八股文原是蠢笨的產(chǎn)物……什么代圣賢立言，什么起承轉(zhuǎn)合，文章氣韻，都沒有一定的標準，難以捉模，因此，一股一股的定出來，算是合于功令的格式，用這格式來‘衡文’，一眼就看得出多少輕重?！保ā锻傅住罚┣宄┠?，有位“有味齋主人”編了《增廣大題文府》，僅“初編”即收八股文章一萬六千余篇，規(guī)模之大，無與倫比，用心之苦，遠勝前人。編者在“序言”中說：“愿讀是編者，洗髓伐毛，上以力追乎作者殘膏剩馥，下以沾丐乎后人。”編者很希望它永遠流傳下去。但歷史無情，該書刊刻之后僅僅過了十幾個年頭，清廷在新思潮的沖擊下，不得不宣布停用八股取士制度。隨著這一制度的取消，曾經(jīng)到處流傳、充斥于人間的各種八股講章、文集、選本，通通退出讀書人的視野，以至一百年后的今天，人們想看一看它的本來面目，也成了不易的事。這個事實本身就很好地說明了它的地位和價值。本書前言在我的印象里，八股文是和纏足、辮子、鴉片煙槍歸于一類的，想起來就令人惡心。但是，若問我八股文究竟何物，卻不甚了然。我念過不少古文，自己照葫蘆畫瓢也能寫幾句古文。然而，我卻沒有認真研讀過一篇八股文，更沒有在八股文的規(guī)范下練筆習作。對于曾在中國歷史上橫行數(shù)百年的八股文章，來取不承認主義態(tài)度，未免虛無，缺乏應(yīng)有的實事求是精神。凡是歷史上發(fā)生過的，現(xiàn)實中存在著的，都應(yīng)該科學地問一個為什么？有多少好處，有多大壞處，還有沒有用處？魯迅先生在《拿來主義》一文中寫過，即便是鴉片和煙槍，也不要一古腦兒扔掉，鴉片送給藥廠制藥，煙槍留一少許保存在博物館。那么，處置八股文，至少理應(yīng)如此。八股文之可惡，在于內(nèi)容。它“代圣賢立言”，為封建統(tǒng)治者服務(wù)；又由于它是封建王朝開科取士的制藝，便成為封建王朝禁錮思想、加強統(tǒng)治的政治工具。因而，被一切開明、進步、民主、革命的知識分子深惡痛絕，正是理所應(yīng)當，罪有應(yīng)得。八股那嚴格僵化的程式，束縛了思想的活躍，也桎梏了寫作的生動活潑，這種文體已被淘汰，不應(yīng)復活。然而，歷史上留下那么多八股文，雖是廢物而不利用，也是很大的浪費。前些日子讀報，看到富居世界之首的日本，竟規(guī)定國民每年出售廢品多少公斤，以便國家變廢為寶，對我震動甚為強烈。深感這才是過日子的門道，起家的氣象。目前，文風不正的大弊病，便是各類文章遣詞造句極不準確，水詞兒太多，套話、空話、廢話連篇累牘，不能簡潔明快、含蓄深邃。因而，我多次呼吁要“吝字如金，用字如鑿”，主張各種文體的寫作都要進行“平衡木”訓練。平衡木運動，限定在十厘米寬的平衡木上，一分鐘之內(nèi)做出成套高、難、險、美的動作，失手落地或身體搖晃，都要扣分。多么嚴格，多么規(guī)范，多么程式，多么“八股”！然而因此才產(chǎn)生運動效果和藝術(shù)魅力。于是，我想，對于那些寫文章浪費筆墨的人，大可以“八股”他一下。強迫他念篇八股文，給他批講幾篇八股文，以毒攻毒，或可惡治而病除。此法倘或可行，請讀王凱符同志的《八股文概說》劉紹棠1990年11月蟈籠齋

　　王凱符首都師范大學中文系教授，河北省任丘市人。1934年1月生。1959年畢業(yè)于北京師院（今首都師大）中文系并留校任教。主要著作有《清代散文史》、《對聯(lián)的應(yīng)用與寫作》、《寫作概論》、《桐城派文選》等多種。先后擔任北京寫作學會、中國寫作學會副會長，中國古代寫作理論研究會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