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里士多德全集（第七卷）

　　片斷：而且，假如為一的存在并不在所有方面相似，那也沒什么好奇怪的。因為假如萬物是水或火或竟然是其他某種這類東西，也沒有什么能阻止人們說為一的存在有多種形式，而且每一種形式都是特有的，只與自身相似。同樣，沒有什么妨礙一些稀疏，另一些濃聚，只要在稀疏中沒有空虛的空間存在；因為在稀疏中并不存在把某些部分隔開的虛空。所以整體中一部分是濃聚（這就已經(jīng)有了稀疏了，全體存在就這樣形成），而萬物都同樣是充實，只不過同樣情況下有的不及濃聚充實。若它又是不經(jīng)生成的，并由此被賦予無限的存在，而不允許一事物和另一事物都是無限，由此便已經(jīng)把一的存在加之于它了，而這是不可能的。因為如果沒有虛空那樣的存在，整體怎么可能是不運動的呢？他說沒有虛空的存在就不能運動，因為一切事物的運動都是地點的改變。首先，許多人并不同意這點，而認為有某種虛空存在，當然這不是某種有形物，而是像赫西俄德在論生成中所說，混沌首先生成，因為必須在眾存在物之間存在開闊的空間，這東西就是某種虛空，它宛如一只容器，我們在其中心四處探望。而如果沒有虛空，什么東西能夠運動呢？阿那克薩戈拉專門研究了這一問題，對于它僅僅滿足于證明其不存在，盡管如此他仍說存在著的事物在運動，即便是沒有虛空。與此相似，恩培多克勒也說所有的存在物永遠運動著并混合著，但虛空則完全不存在，他說，“萬物中沒有什么虛空，它能從何而來呢？”當事物聚合成單一的形狀，從而為一的時候，他說，既沒有什么虛空也沒有什么充溢。因為有什么能阻礙事物被帶進彼此之中并同時從一個地方轉(zhuǎn)移到另一個地方，再轉(zhuǎn)入另外的地方，而又在另外的變化中轉(zhuǎn)入原先的地方，周而復始地進行下去呢？另外，停留在同一地方的事物在形式上的變化——他把其他的稱為改變——在從白變成黑或從甜變成苦的時候，根據(jù)我們先前所說，沒有什么東西阻止事物被運動。因為虛空不存在或者充實不能再接受都不能阻止這樣的改變。所以，全部事物并非必然是永恒的或是一或是無限的，而只是許多事物永恒。一并不是自身相似的也不是不運動的，一不是這樣，某些眾多也不是這樣。贊同了這些，在他說過的話中，就沒有什么可以阻止存在物變化或變異了；只要全部存在是一并且在運動著，只在多和少上有差別，而物體在相互變化中沒有什么增加或減少，并且假如眾事物由于相互連結(jié)或分散而存在的話。因為混合物不可能像他所說的那樣在于這種增加或組合，從而立即又是分離的，或者在摩擦掉一部分后，另外的部分便顯現(xiàn)出與彼此分離的部分的不同來；而混合物在構(gòu)成上是這樣安排的，混合物的部分成為與其相混合的東西的部分，如此就不是由堆砌或這類的部分構(gòu)成而是已經(jīng)混合了。于是就沒有什么最小的物體了，所有的部分與所有的部分相混合，整體也是一樣。后記：后記本卷中編入了《論麥里梭、克塞諾芬和高爾吉亞》等兩種。亞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學》是希臘哲學以至于西方文化的一塊基石，這幾乎是人所共識的。可是在我國自西學東漸以來，只有到了本世紀50年代末才有吳壽彭先生的一個全譯本。吳先生在這本書上所下的功夫是令人欽敬的。在這里我們?yōu)榫幾g《亞氏全集》提出自己的譯本，似乎也不應認為是多余。經(jīng)典作品有多種譯本是古今常理，佛典中《心經(jīng)》一卷雖然有了玄奘的譯本，也并不妨礙其他六種譯本的出現(xiàn)，也還有像在北京云居寺中所看到的完全音譯的譯本?！缎味蠈W》一書也是這樣，它在全球各國到底有多少種譯本，只有版本專家才能夠告訴我們。在提供這個譯本時，我們所循的原則，除在全集的序文中提出的以外，還力求使用現(xiàn)在理論文章中的通用語言，不改變當前已經(jīng)約定俗成的詞匯。例如ldea一詞雖然各家各派都有自己的譯法，我們?nèi)匀粡乃鬃g作“理念”。在這里我們只是斗膽向?qū)W術(shù)界提出一個新詞，那就是“是其所是”，因為現(xiàn)所通用的“本質(zhì)”一詞，既不能和亞里士多德所用的totiereinai詞組相對應，又不足以表達原詞組那古樸的形式和深邃的內(nèi)涵。直譯這一詞組止好與亞里上多德另一個早已普遍流行的詞組形式的詞匯toonteion（作為存在的存在）相并而立。為此，我們打破了在全集中不作長注的慣例，在本書第一卷中加了一個較長的注文，以說明其理由?？傊?，既想便于國內(nèi)的讀者閱讀，也想通過譯文給我國的學術(shù)界提供一種新的理解。這是不是妥當呢？唐高宗李治評價玄奘的兩句話，“引大海之法流洗塵勞而不竭，傳智燈之長焰皎幽暗而恒明”，一直激勵著我們對這部《全集》的編譯工作?！墩擕溊锼蟆⒖巳Z芬和高爾吉亞》其實是由三篇短文組成的，在貝克爾的目錄中只題為《論克塞諾芬》（periKsenOphanous）。這篇文章是否出自亞里士多德本人之手或口，甚為考據(jù)家們所懷疑。但無論如何，它是我們了解這三位早期希臘哲人的一個主要材料來源。為了這部書稿的完成，顏一君投注了很大的精力，除整理譯稿，復查原文之外，還承擔了其他種種事務。編譯組的其他成員余紀元、秦典華、徐開來、李秋零、喻陽、申明、崔延強等也在不同方面參與了本書的翻譯工作。最后，讓我們編譯組的全體成員向人民大學出版社為本書出版竭盡辛勞的有關(guān)人士致以衷心的感謝。1991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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