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文化與智慧謀略

　　20世紀初我國思想家梁啟超在《中國歷史研究法》中說：“中國于各種學問中，惟史學為最發(fā)達；史學在世界各國中，惟中國為最發(fā)達。”這段話充分肯定了史學在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的地位。四部目錄經(jīng)、史、子、集，史籍居第二位，就說明了這一問題。中國古代史學大家，一般都具有恢宏的歷史視野，學兼天人，會通古今，并以高度自覺的精神肩負修史使命，視史學有補于人倫道德與政治借鑒，強調(diào)以古為鏡，經(jīng)世致用，實錄史事，這些都是中國史學的優(yōu)良傳統(tǒng)，民族的珍貴遺產(chǎn)?，F(xiàn)在我們國家正處在一個新的繼往開來邁向四個現(xiàn)代化的關(guān)鍵時刻。繼往就是繼民族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之往，開來就是開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之來，即宏揚傳統(tǒng)文化，振興中華，建設(shè)四個現(xiàn)代化。一個人要跟上形勢，尋找機遇，就要學習，學習，再學習。中華民族歷史悠久，中華文化博大精深，中國經(jīng)、史、子、集四部典籍，浩如煙海。知識無涯，人生有涯，要學習的東西太多，事半功倍，從何著手。前文指出：中國史學實錄史事，具有經(jīng)世致用的功能，學習從史切入最能涵養(yǎng)精神，增長才干。我國民族十分重視自己的歷史活動，國家有國史，一省一縣有省志、縣志，一個家族有家史、家譜，就是生動的證明。重視歷史活動，借以對自己的行為不斷地進行反思，總結(jié)經(jīng)驗教訓，使人受益。早在春秋時期，《國語·楚語上》記載申叔時為楚太子所開的學習書目有九種，其中春秋、世、語、故事、訓典五種就是歷史典籍，由此可見古人對歷史學習的重視程度。《中華文化與智慧謀略》《中華文化與智慧謀略》以歷史為依據(jù)，按現(xiàn)代意識分類擷取中國古代各個方面的智慧謀略，通過生動有趣的故事，面向廣大讀者，增長青年人的智慧和才干，并在潛移默化中受到愛國主義的教育，提高品德修養(yǎng)，增強自強不息的拼搏精神?！吨腥A文化與智慧謀略》也適宜成年人閱讀，不僅從中受到很大的教育，學習許多東西，而且可以領(lǐng)悟許多經(jīng)驗，在人生事業(yè)中，善于抓住機遇，走向成功。智慧與謀略，既是同義語，又不完全等同。智慧，一般指一個人開動腦筋的能力，也就是對事物具有認識、辨析、判斷處理和發(fā)明創(chuàng)造的能力。謀略，即計謀策略，指有智慧的人對事物作出的認識謀劃，或應(yīng)對策略。說它是同義語，是指二者又不能截然分開。所以《中華文化與智慧謀略》在行文中將“智慧謀略”縮寫為“智謀”兩字。全書共選典籍與智謀故事94篇，分為四個方面：一、博大精深——古典名著中的智謀；二、治國理民——明君賢臣的智謀；三、縱橫捭闔——外交行人的智謀；四、克敵制勝——善戰(zhàn)將帥的智謀。每一個方面為一編，編前有序論，闡釋編輯主旨，指導閱讀。在典籍評價方面，做到了言簡意深，以便理解。《中華文化與智慧謀略》以中央社院、中華文化學院發(fā)起組織，張大可教授與何乃光副院長任主編，共有13所高校以及北京文物研究所、文物出版社、甘肅永昌縣志辦等單位協(xié)作，作者34人。13所高等院校是：中央社會主義學院、北京師范大學、北京外國語大學、北京化工管理干部學院、西北大學、蘭州大學、重慶教育學院、上海大學、蘇州大學、華東師大、山東省社院、大連財貿(mào)職工學院、哈爾濱師大。作者以文史教師為主體，也有理工教師，不同專業(yè)作者從多側(cè)面、多角度觀察歷史，抒寫感受，使《中華文化與智慧謀略》內(nèi)容豐富多彩。作者中有多位是全國各界知名教授。中央社院張大可教授，是著名的史記專家、歷史文獻學家；韓兆琦教授，北京師大著名的中國古典傳記文學專家、博士導師；江受寬，蘭州大學史學史教授；韋葦，西北大學文獻學教授；葉林生，蘇州大學先秦文化史教授；來可泓，上海大學文獻學教授；李勁祥，留美博士，社會知名人士，等等，不—一列舉。眾多學者共同協(xié)作寫普及讀物，表現(xiàn)了對青年學子寄予的愿望，也說明了《中華文化與智慧謀略》的知識含量。《中華文化與智慧謀略》行文流暢，可讀性強，沁人心脾，落入肺腑，是一種藝術(shù)享受。我們深信，每一個閱讀《中華文化與智慧謀略》的人，一定能從歷代精品典籍和歷代英杰人物身上，學習哲理，吸取智慧，開展你的謀略思維，學習上進，事業(yè)有成。

　　張大可教授、何乃光副院長任主編，全國13所高等院校、30余位作者協(xié)作推出。作者中有多位是全國各界知名教授、專家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