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學東漸與晚清社會

　　全書除了緒論、小結(jié)，分為十九章，凡64萬字。第一章，回溯明末清初西學傳播情況，及其對晚清的影響。第二章，述鴉片戰(zhàn)爭以前，西學在南洋及廣州等地傳播情況及特點。第三、四章，述鴉片戰(zhàn)爭以后至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以前西學傳播的內(nèi)容、影響。第五至八章，述新式學校包括教會學校與西學傳播的關(guān)系，重點解剖了同文館、廣方言館和格致書院。第九、十章，述報刊與西學傳播的關(guān)系，解剖了《萬國公報》和《格致匯編》兩個典型。第十一至十三章，述出版機構(gòu)與西學傳播關(guān)系，重點分析了江南制造局翻譯館與廣學會的情況。第十四至十六章，論述傳教士中傳播西學的三個代表人物，即傅蘭雅、李提摩太和林樂知的貢獻。第五至十六章，研究的時間都以19世紀60年代至90年代為主。第十七至十八章，述二十世紀初年，即庚子以后、辛亥以前西學傳播情況，對通過日本轉(zhuǎn)口輸入西學的內(nèi)容與影響著墨較多。第十九章，綜論西學傳人以后的；中國社會的幾種具有典型意義的反應。全書章節(jié)編排，兼顧到歷史邏輯與西學傳播內(nèi)在機制兩個方面。書中附有35份統(tǒng)計表格，包括明末清初耶穌會士傳播西學錄要、受西學影響偽明清學者錄要、不同時期西學書刊目錄和數(shù)量分析、江南制造局翻譯館與廣學會等機構(gòu)出版西書目錄、不同時期翻譯出版西書的機構(gòu)目錄等。 作者在西學資料的搜集方面，下了很深的功夫。除了查閱收藏晚清西書豐富的上海圖書館、北京圖書館、上海社會科學院圖書館等國內(nèi)重要圖書館，作者還利用出國作訪問研究的機會，查閱美國加州大學圖書館、美國國會圖書館、英國牛津大學、倫敦大學圖書館，特別是利用了一些重要的檔案資料，如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所藏的傅蘭雅的私人檔案，牛津大學波德林圖書館和倫敦大學亞非學院圖書館所藏的關(guān)于來華傳教士的圖書和檔案資料，牛津大學首任漢學教授理雅各從東方帶回英國的各種圖書，上海亞洲文會發(fā)起人偉烈亞力在中國搜集并帶回英國的大批中譯西書，使得此書的資料基礎(chǔ)非常扎實，也使得建立在這樣資料基礎(chǔ)上的理論分析，全面而中肯。 本書對西學東漸史上許多重大的理論問題、重要人物、事件的研究，提出了獨到的見解。作者介紹了此書的研究對象與學術(shù)界研究概況，對這課題的研究動態(tài)進行了學術(shù)清理，指出了此前研究的成就和不足，存在問題的原因所在，闡明了本書的研究重點。書中認為，對于晚清西學東漸史這一課題，學術(shù)界對此課題已有不少研究，有了不少成果，但從總體說來，個案研究多而綜合研究少，零散研究多而系統(tǒng)研究少，存在許多空白和薄弱環(huán)節(jié)，特別是鴉片戰(zhàn)爭前后一段、從庚子事變到辛亥革命一段，研究更少。作者對晚清西學東漸史的階段劃分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分為四段，即1811-1842，1843-1860，1860-1900，1900- 1911。對每一階段西學傳播的機構(gòu)、人物、西學書刊的數(shù)量、西學內(nèi)容、傳播特點，都有數(shù)量統(tǒng)計和內(nèi)容分析。對于西學在晚清中國傳播的走勢，作者通過翔實的資料，清晰的數(shù)據(jù)進行了分析。書中指出，從1811年馬禮遜在中國出版第一本中文西書，到1911年清朝統(tǒng)治結(jié)束，首尾100年，中國共翻譯、出版西學書籍2291種。四個階段中，以年均翻譯西學書籍（不包括純粹宗教書籍）計算，第一階段，年均1種；第二階段，年均6種；第三階段，年均14種；第四階段，年均145種。前三個階段，年均譯書種數(shù)成幾何級數(shù)增長，第四階段，年均譯書數(shù)量猛增為第三階段的10倍以上。由此可見，晚清中國輸人西學，隨著時間的推移，呈急速增長趨勢，20世紀初達于極盛。以傳播西學主體而言，第一階段，基本上是西人的事；第二階段，西人為主，少量中國知識分子參與其事；第三階段，西譯中述，中西傳播機構(gòu)共存并進；第四階段，中國知識分子成為主體。這說明，中國知識分子在西學傳播過程中，逐漸由被動變?yōu)橹鲃?，由附從地位升為主導地位?本書對于早期傳教士在南洋傳播西學的研究，對五口通商初期西學傳播的研究，對墨海書館、江南制造局翻譯館、傅蘭雅、李提摩太、林樂知、格致書院、《格致匯編》、廣方言館等人物、機構(gòu)、雜志的研究，或填補了重大空白，或?qū)Υ饲把芯坑兄匾七M。作者從文化傳播學的角度，對晚清西學傳播的全過程，·進行了分析，包括傳播主體、受傳對象（受眾）、傳播媒介、譯書方式等因素對西學傳播效果的影響，對晚清西學東漸的了解世界、求強求富、救亡圖存、民主革命、科學啟蒙這五大主題逐一進行了討論；對于傳教士與西學傳播這一學術(shù)界頗有爭議的問題，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書中認為，傳教士與西學傳播、宗教與科學的關(guān)系，遠比人們傳統(tǒng)的印象要復雜得多，從歷史的長時段看，宗教與科學的關(guān)系并不是一成不變的，當科學結(jié)論以其嚴密的邏輯。歷試不爽的實驗，為社會普遍接受以后，宗教也會調(diào)整教義，適應科學。對于不同的教派、不同的差會、不同的時期傳教士與西學傳播的關(guān)系，更要具體分析。 本書的緒論部分，曾被譯為英文，在丹麥哥本哈根大學的《翻譯學研究》雜志（Perspectives：Studies in Translatology，1996．1）上發(fā)表；關(guān)于五口通商時期的內(nèi)容，曾被譯為英文，在《中國社會科學》英文版上發(fā)表。 本書獲得院科研成果（1993-1994年）特等獎；獲得上海市哲學社會科學優(yōu)秀成果（1994-1995年）著作二等獎；獲得華東六省一市優(yōu)秀政治理論讀物二等獎。

　　熊月之，江蘇省淮陰人，1949年12月生，1978年春考入蘇州大學歷史系，同年秋考入華東師范大學研究生班，師從陳旭麓先生，1981年秋畢業(yè)，獲歷史學碩士學位，同年進入上海社會科學院工作。現(xiàn)為副院長兼歷史所所長、研究員，社會科學雜志社社長，《社會科學》與《史林》雜志主編，復旦大學與華東師范大學歷史學兼職博士生導師，上海市歷史學會副會長，上海市政協(xié)委員。1998年被評為國務院有突出貢獻專家。著有《章太炎》（1982年）、《中國近代民主思想史》（1986年）、《西學東漸與晚清社會》（1994年）、《上海通史·總論》卷（1999年）、《萬川集》（2004年）、《馮桂芬評傳》（2004年）；主編《上海通史》（1999年）、《晚清新學書目提要》（2007年）；論文有《論郭嵩燾》、《論上海租界與晚清革命》、《晚清上海私園公用與公共活動空間拓展》等百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