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史學史》是個不容易對付的挑戰(zhàn)。坦率地說，在應承下這個任務時我心里是沒底氣的，因為我雖然對西方史學史有濃厚興趣，也教過這方面的課程，并寫了本關于古典史學的書以及個別文章，但對于進入這本書中的史學大家們，除了少數人我較為熟悉之外，多數并不真正了解，原因是沒有認真、投入地研讀過他們的原著，害怕出海客談瀛洲、誤人子弟的笑話。劉家和先生的一席話給了我迎戰(zhàn)的勇氣。他舉羅素在其《西方哲學史》序中的一段誠懇的交代：“我毫不懷疑，很多人對于我所述及的任何一個哲學家，——除了菜布尼茲之外——都比我知道得多，然而，如果這就成為應該謹守緘默的充分理由，那么結果就會沒有人可以論述某一狹隘的歷史片段范圍以外的東西了”。我當然遠沒有羅素的淵博和睿智，但羅素的求實態(tài)度卻使我感動，給我啟發(fā)：天下沒有在一門學科里能無所不窺、無所不精的超人，特別是在科學深入析分化的當代。西方史學史在我國還是塊剛開發(fā)的土地，需要有人做“引資”和初步論介性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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