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傳統(tǒng)的唐詩研究著作相比，該書最顯著的特色就是具有強烈的歷史文化意識。這種意識首先表現(xiàn)為能從當時的''''歷史―文化''''趨向中，來考察詩歌體式、風格的流變，作家群體的形成，創(chuàng)作傳統(tǒng)的承繼和變革。而這種考察又不像過去僅僅把社會概況作為外部附加物硬是貼在作家作品身上，而是找出''''歷史―文化''''發(fā)展的趨向與文學發(fā)展趨向之間互相影響、互相促進的一種''''相關性''''。因而該書''''通論''''部分先抽繹出''''士庶力量之消長''''、''''地域文化之整合''''這兩條中近古文化轉型過程中最重要的線索，分別對初盛唐詩歌中所走過的文化歷程進行回顧，從而揭示出盛唐詩歌所蘊含的文化精神的歷史淵源。更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做''''歷史―文化''''的綜合研究時，不滿足于借用史學界、文化學者的已有成果，而是自己沉潛到原始材料中去，對論題所涉及到的史學界并未注意到或未能完全解決的歷史問題作更深入的探討，所以該書雖然是詩歌史研究著作，但作者對''''隋初文化格局及隋高祖的文化政策''''、''''隋煬帝在南北文化交融過程中的地位和作用''''、''''隋唐之際的河汾文化精神的形成''''、龍朔初載庶族寒士勢力在朝廷的興起等問題的闡述，也都具有一定的史學價值。為了更好地對初盛唐詩歌的藝術演變過程及盛唐詩歌高峰到來的前因進行更深入、更細致的研究，該書作者在打通南北朝詩歌與初盛唐詩歌之間藝術關聯(lián)的基礎上，發(fā)掘出這一段詩歌藝術發(fā)展史中的一些尚未被人注意但又比較重要的環(huán)節(jié)。如作者較深入地探討了龍朔初載''''文場變體''''的文學史？庖澹銜砭醋詰？''''頌體詩''''和''''上官體''''都屬于王勃、楊炯等人批判的范圍，但他們作品表現(xiàn)出來的''''骨氣都盡，剛健不聞''''的風格，實際上是庶族文士剛剛興起時必然的人格特征，后來''''初唐四杰''''之所以能對此加以改革，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他們不但''''尚文''''而且''''重儒''''，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龍朔文士群體人格特征、藝術精神上的雙重缺陷。（第212頁）再如，作者在考察武后、中宗朝宮廷詩歌時，指出武后、中宗朝宮廷詩人''''對氣勢、氣象的自覺追求，與四杰詩文中的''''雄伯''''、''''宏博''''美恰相呼應，共同構成了盛唐氣象、盛唐之音的前奏曲''''。（第259頁）另外，作者認為，要真正認清初盛唐詩歌藝術的淵源，不能滿足于在進入初盛唐詩歌研究之前對前代詩歌藝術發(fā)展的概況作些簡單的交代，而應該對齊梁、周隋詩歌本身也進行比較深入的探討。正因為作者對初盛唐詩歌藝術發(fā)展的近源本身有自己的研究，所以該書對初盛唐詩歌藝術發(fā)展環(huán)節(jié)的一些認識，也就很有新意。如，作者在''''正論''''第四章''''合而未融的隋代詩壇與南北文化的交匯''''中曾揭示出周隋之際盧思道、薛道衡、孫萬壽等人''''對初盛唐詩歌形成最突出也最為人所忽視的貢獻，還是他們對建安詩風的自覺踵武''''（第126頁），作者在后來論述王績詩歌的藝術淵源、初唐四杰和盛唐北方詩人高適、岑參、杜甫等人詩中的凜凜風骨時，也特意強調了自盧思道、薛道衡遠紹建安余緒，經王績、四杰加以發(fā)揚，到張說貶相州時的進一步弘揚，最后衍為盛唐北地詩人普遍具有的以''''風骨''''相尚、''''意氣相高''''的盛唐詩歌精神，這一鏈條狀的長時段詩歌史發(fā)展環(huán)節(jié)。初盛唐詩歌的藝術進程，盛唐詩歌藝術精神的形成，都與隋唐之際發(fā)生的中近古文化轉型息息相關。本書上編從士庶力量之消長、地域文化之整合兩個角度，對初盛唐詩歌發(fā)生、發(fā)展的文化淵源，作了動態(tài)的，歷時的考察；下編則結合南北朝詩歌向初盛唐詩歌嬗變的軌跡，分階段、多層次地探討了中近古文化轉型對詩歌藝術轉型至深且巨的影響。全書既有細密的史料考計、獨特的文本分析，又有高屋建瓴的宏觀把握，為進一步認識初盛唐詩歌的發(fā)生機制，深刻理解盛唐詩歌的文化精神，提供了卓有成效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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