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是一部縱論文史,品評古今學術的著作。它不僅是史學園地里的奇葩,而且也是文學批評園地里不可多得的佳作,堪稱能與《史通》匹敵的第二部史學理論巨著。本書大約始于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至嘉慶六年(1801年)為止,歷時20余年。此書要為著作之林校讎得失,品藻流別,進而討論筆削大旨,故皆用辯駁評論的體裁為寫作方法,而其中心則側重于史。由于它是"文""史"通義,綜合討論文史理論問題,作者在本書中的主要觀點有:其一,"六經皆史"論。章氏提出"六經皆史"的命題,以為《六經》皆屬先王的政典,記述了古代的典章制度,說明史之源起先于經,并且指明經術乃是三代之史而為后人所重視。其二,有關歷史編纂學問題。這是該書的主要內容之一,章氏認為史家治史要有尊重歷史真實的基本態(tài)度,即"填辨于天人之際,盡其天而不益以人"的態(tài)度。其三,把方志作為一門專門的學問。我國方志起源很早,但把方志作為一門專門的學問,提出系統(tǒng)的理論主張,始自章學誠。章氏不但對方志的性質、內容、體例等問題有獨到的見解,而且將其主張貫徹于具體的編修方志的工作中。章氏的有關方志的論述,如今仍保存在《文史通義》和《章氏遺書》中。這是章氏對方志學的杰出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