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敖說:這部《胡適評傳》不該單是胡適這個人的評傳,它是時代的評傳,它是以胡適為主角之一的時代的評傳。所以,很可能,許多人看了這部評傳會驚訝駭異,從正文來看,它可能是文學的,從腳注來看,它可能是歷史的,從夾縫來看,它可能是無孔不入,驚世駭俗的。李敖:關于《胡適評傳》:一九五七年的三月一日,我在《自由中國》雜志上發(fā)表了一篇六千多字的文章——《從讀(胡適文存)說起》(現收入《胡適研究》,改題《關于(胡適文存)》)。文章發(fā)表后一年一個月,胡適從美國回來,約我到錢思亮的家里,跟我說:“呵!李先生,連我自己都忘記了、丟光了的著作,體居然都能找得到!你簡直比我胡適之還了解胡適之!”那時我已有給他寫本傳記的意思,但是我一直沒跟他提起。我只提到幾部批評他的書,像李季的《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批判》、葉青(任卓宣)的《胡適批判》、譚天的《胡適與郭沫若》等。對譚天的《胡適與郭沫若》,他根本不知道有這本書;對葉青的《胡適批判》,他回憶說:“二十多年前葉青寫完了這部書,寄了一套給我,要我答復,我本來寫好了一封信答他,后來一想:葉青在書里說我不必蓋棺,論就定了,在他眼中,我已是死掉的人了,死人還能說些什么呢?所以我一直沒有理他。”如今,七年過去了,胡適之從生龍活虎轉入墓草久宿,從聲容笑貌變成一棺孤骨。但是,每當我在南港的高壓電線底下,走上了胡適的墳頭,我都仿佛聽到一種熟悉的聲音在向我感嘆:——“我已是死掉的入了,死人還能說些什么呢?”于是,我又撿起七八年前的心愿,想給胡適寫部傳。不過這回不再是一本了,我決定給他寫一部十本的大傳記,我要用這一百二三十萬字的大傳記,讓“死掉的人”重新“活過來”,讓他重新“說些什么”,也讓我們“說些什么”。我所以發(fā)憤由我來寫這部傳記,另外一個主要的原因是看到別人遲遲不肯動手,或做得實在令人不滿意。在胡適生前,我讀過胡不歸的《胡適之先生傳》;在胡適死后,我看過毛子水的《胡適傳》。這些簡陋的傳記都出于胡適的學生之手,基本的姿態(tài)都是維護他的,或是只有頌揚沒有批評的,同時在史料處理方面又過于粗疏,難免有很多錯誤。十多年來,我遍讀有關胡適的一切著作,深覺不過是兩類而已:一類是近于酷評的diatribe);一類是過度頌揚的(eulogy)。兩類共有的毛病,是不能用嚴格的方法訓練去接觸史料、解釋史料。于是,旌旗開處,胡適一出場,喊打與叫好之聲此...[更多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