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汝昌先生1964年寫出10余萬字的《曹雪芹》，直到這本《文采風流曹雪芹》，這已是他第4次為曹雪芹立傳了。曹雪芹是中國歷史上偉大的文學家。然而，就是這樣一位文學家，有關他的身世生平的歷史資料卻十分匱乏。因此，周汝昌曾感言，如果你想要挑選一件最困難而又最值得、也最需要做的文化工作，那么就請你從事研究和評價曹雪芹的工作。撰寫曹雪芹傳記，難在文獻奇缺，東鱗西爪，片言只語，從傳記學的角度來看確實難上其難。然而，在周汝昌看來，"我們拿不出一部曹雪芹傳，對自己的歷史、對世界人類文化，都是說不過去、難為人原諒的憾事"。為此，周汝昌知難而進，抉隱燭幽，匠心獨運，穿過歷史彌漫的云煙，形象地描繪了曹雪芹的家族淵源、生平事跡和人生求索。對于曹雪芹這樣一位曠世奇才來說，其出身和背景有著深厚的文化淵源和廣闊的背景。周汝昌把紅學定位于"新國學"的高度，以此為出發(fā)點，在《文采風流曹雪芹》的開篇第一章，他就稱曹雪芹出身于"詩禮簪纓"之家，由曹雪芹的祖父曹寅點出了曹氏的世系源流。周汝昌題詩道："詩禮簪纓族望隆，才兼文武溯家風。石頭一記原非夢，赤縣黃東良史功。"從曹雪芹的家世淵源來寫是具有特別深刻的涵義的。這是該書獨具價值的關鍵所在，因為在曹雪芹身上，凝聚了中華民族文化的諸多因素，他所秉賦的思想和卓異的文學天才是與此息息相關的，他的坎坷的遭遇和放浪形骸，嗜飲工詩，犯言駭世的凜凜氣質，無不和源遠流長的中華文化相聯(lián)。該書對于傳主形象的刻畫是惟妙惟肖，特別傳神的。一星半點的史料與大膽而合乎情理的想象結合在一起，使得故事情節(jié)跌宕起伏、引人入勝。書中記載，曹雪芹為人風流倜儻，佯狂忤世，嗜愛戲曲，如《牡丹亭》、《長生殿》等，因此被禁鎖空屋達3年之久。然而，正是這樣的禁錮反而成全了曹雪芹，在空屋中沉思默想，感悟世間炎涼。既然《水滸傳》中有綠林豪杰，那么，曹雪芹便想到要塑造脂粉英雄。水滸聚集了一百單八位綠林好漢，如果只有"十二釵"則實難匹敵，那么，他也要寫出一百單八位"個個不同神情姿態(tài)"的脂粉。這種藝術的想象和描繪，使曹雪芹的形象躍然紙上，栩栩如生，也是對于曹雪芹立志寫《紅樓夢》的背景的合理寫照。書稿完成，卻遭受了"刪削進呈"的命運，縱有傲骨凜凜，也只能徒喚奈何。曹雪芹為此憂憤交加，此時京城又發(fā)生了痘災，曹雪芹的愛子不幸喪命。曹雪芹悲痛難以自持，不久就病倒了，在凄涼悲慘中離開了人世。《文采風流曹雪芹》不是一部一般意義上的傳記，而且是一部集學術和文化為一體的文化傳記。周汝昌先后4次為曹雪芹立傳，每一次立傳都善于吸收學術研究的新成果。作者感嘆"此次撰傳，最大收獲之一即考明了雪芹東北始遷祖曹端廣的居地"，"位于鐵嶺城的南郊"。在本書中，作者還從中國思想史的角度，探討了曹雪芹的"正邪兩賦"思想，他認為曹雪芹的思想根源并不在宋明理學，而可追溯到老子、莊子、列子等道家先哲大師，如《列子宮？天瑞》對宇宙萬物生成的"四紀論"以及老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的思想對于曹雪芹都有影響。曹雪芹的"正邪兩賦"思想分出了"正氣"和"邪氣"新概念，二者相交，核發(fā)了"嶄新的特異光彩"，正氣惟受邪氣之搏擊激發(fā)，才能"盡情激顯，出于萬萬人之上"。作者認為這種思想是中華思想史的"重大寶貴內容"。因此，曹雪芹筆下的用字措詞，總有正反兩方面，如"假作真時真亦假，無為有處有還無"。周汝昌先生的《文采風流曹雪芹》一書的出版對于紅學研究具有重大的意義。他的書如行云流水，含英咀華，心游萬仞，縱橫捭闔，尤其在書的每一節(jié)的末尾題有一首七言絕句，前后照應，具有很高的藝術價值和感染力。他所發(fā)掘的資料和塑造的藝術形象是彌足珍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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