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氏一生治學,約分三期。早期(1897年以前,海寧)習舉業(yè)、舊學;前期(1898—191l,上海、南通、蘇州、北京)主要治哲學、詩學;晚期(1912—1927日本京都。上海、北京)主要治古史學。其中前期又分為第一時期(1898—1907,即從進上?!稌r務報》社工作到發(fā)表《(三十)自序》,宣稱“疲于哲學”),治哲學兼及詩學;與第二時期(1908—1911,即從發(fā)表《人間詞話》到辛亥東渡日本),治詩學浸及史學。《人間詞話》屬于王氏前期第二時期的詩學代表作。它標志著王氏新的詩學體系的基本構成,在打通中西文學壁壘,架設古代詩說與現(xiàn)代詩論之間的橋梁方面,顯出了自己的特色:《人間詞話》雖仍繼承詩話、詞話的傳統(tǒng)形式,實已突破了這種形式的局限。它輸進了自己時代的新方法、新內容。它是一種中西“合璧”而又獨具個性的新產物?!度藛栐~話》并不限于談詞,它已涉及詩、曲、戲劇以至整個文學。它成了王氏一家藝術論的主要部分。也正因此,本書在這一《詞話》的基礎上,又從王氏《遺書》及其他材料中,搜輯整編成《廣》,作為原《詞話》的一種重要的輔翼?!度碎g詞話》。就其作為新的詩學體系言,大抵包括如下四個方面:1.詩的本體論,2.詩的創(chuàng)作論,3.詩的鑒賞論,4.詩的發(fā)展論。就中第一項實為王氏詩論中軸,其余三項均簇繞、拱衛(wèi)這一中軸。也正因此,本書《新訂》部分與《廣》部分,均依此四論編排條目。這篇序言,作為對王氏詩論及其基本結構的一種探索,也就從這四論著手,分別加以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