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以為這種沉寂的態(tài)度是青年的拓蕩,這話我不承認。我以為這只是青年人增進一點自衛(wèi)的聰明。頭顱一人只有一個,犯上作亂心志薄弱目無法紀等等罪名雖然無大關系,死無葬身之地的禍是大可以不必招的。學生寄宿舍沒有電燈,派代表去請校長裝設,這些代表們必要遭校長的指為共產黨徒,甚至開除,致于無書可讀,則寄宿舍代表愚見亦大可以不必做,還是做年輕的順民為是。校事尚如此,國事更可知了。這一點的見解是于“莘莘學子”實在有益的。所以這書中的種種論調,只是一些不合時宜的隔日黃花,讀者也是可以隔日黃花視之,好在作者并無立說立言藏諸名山傳其人的夢想。激烈理論是不便于任何政府的,在段祺瑞的“革命政府”提倡激烈理論是好的,但是在這革命已經成功的時代,熱心于革命事業(yè)的元老已不乏人,若再提倡激烈理論,豈不是又與另一個“革命政府”以不便?這是革命前后時代理論上應有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