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明理學史（上）

　　1959年我們編著《中國思想通史》第四卷的時候，即開始進行宋明理學的研究。因為限于全書的體例和篇幅，這一部分不可能展開分析，只是寫了幾位有代表性的理學家。當時我就開始醞釀編著《宋明理學史》，以闡明理學的產(chǎn)生和演變及其在中國思想史上的地位，使它成為一部與思想史有聯(lián)系而又有區(qū)別的專門著作。 事隔二十年，我們才開始執(zhí)行這項科研計劃。1980年我們編完《中國思想史綱》下冊以后，邱漢生同志已將《宋明理學史》的章次目錄編出。我們即組織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中國思想史研究室的同志進行討論，分工執(zhí)筆。漢生同志在“四人幫”橫行的年代，在極其險惡的環(huán)境下，悄悄地閱讀了關于理學的許多原始資料，對理學思想的產(chǎn)生和演變有許多寶貴的見解，這樣就為我們編著《宋明理學史》做了積極的貢獻。“四人幫”被粉碎以后，社會科．學的研究活躍起來。近年來國內(nèi)陸續(xù)出版了不少關于宋明理學的論著。我們也讀到海外關于這方面的研究成果。這些對我們編著《宋明理學史》起了激勵的作用。經(jīng)過三年的努力，現(xiàn)在《宋明理學史》上卷已脫稿，下卷的編寫工作正在進行。 宋明理學是封建社會后期的統(tǒng)治思想，“性與天道”是理學討論的中心內(nèi)容，這是哲學問題，同時也涉及政治、道德、教育、宗教等許多領域。宋明理學以儒學的內(nèi)容為主，同時也吸收了佛學和道教思想。它是在唐朝三教融合、滲透的基礎上，孕育、發(fā)展起來的一種新的學術思想。宋明理學浸潤封建社會后期社會生活、政治生活的各方面，成為具有權威性的支配力量，是壓在勞動人民頭上的華蓋。從政治上看，它是思想史上的濁流。盡管如此，宋明理學吸收了大量的傳統(tǒng)文化和外來文化，在思想史上是繼先秦諸子、兩漢經(jīng)學、魏晉玄學、隋唐佛學之后的又一新的發(fā)展階段，有值得后人參考的若干珍貴內(nèi)容，需要我們應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和方法悉心加以鑒別，而不能籠統(tǒng)地采取一筆抹煞的態(tài)度。因此，在這部著作中，我們不是孤立地敘述某個理學家的思想，而是試圖闡明理學產(chǎn)生和演變的歷史過程，以及理學家們在這個歷史過程中所占的地位。理學中有程來理學和陸王心學兩大派別。它們相互法辯，相互滲透，又出現(xiàn)了朱陸合流的趨勢。這一思想演變的過程也是我們研究的重點之一。眾所周知，朱熹是程朱理學的集大成者。程朱理學，只是在朱熹的手里，才確立了它在學術上的龐大規(guī)模與獨特的體系，影響了爾后學術思想發(fā)展達五、六百年之久，其余波至今未已。由此便提出了一系列重要問題：理學形成的歷史原因何在？朱熹究竟如何集大成的？為什么程朱理學在中國封建社會后期有過深遠的影響？王守仁心學又是如何崛起的？為什么在明清之際理學趨于衰頹？理學發(fā)展的內(nèi)在邏輯與當時社會發(fā)展的關系如何？對于上述問題，我們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奉獻于學術界，以供參考和討論。還要提到的是，在一部關于理學史的專門著作中，不能只是寫鼎鼎大名的理學家，還有一批雖然不大知名，但在理學的演變或理學思想淵源的承接傳授方面有過影響的理學家，也是不能忽視的，應當對他們的歷史地位作出恰如其分的說明。元代理學的研究長期被忽視。其實，元代理學的資料并不少，而其演變和發(fā)展的線索也是很清楚的。在這部專著中，我們開辟專章予以論述。我認為，只有掌握了元代理學的特點，才能了解宋代理學是如何經(jīng)過這個中間環(huán)節(jié)而轉(zhuǎn)向明代理學的。另外，與理 學相聯(lián)系的象數(shù)學也是不能忽視的。總之，理學史不是一部理學家的評傳，也不是思想通史中的某幾個章節(jié)，而是一部在宋明這一特定歷史條件下產(chǎn)生的具有自己時代特色的思想演變的歷史。我們在這部著作中試圖寫出這個歷史過程，可是由于水平的限制，一時難以完全做到，缺點和錯誤在所難免。 我認為，要符合歷史實際地將理學產(chǎn)生和演變的歷史寫出來，研究者如果以理學思想作為指導，以理學寫理學，那是不能揭示歷史發(fā)展的真實面貌的，而且還會歪曲這個歷史過程。如果只是停留在封建社會里進步學者的水平，象黃宗親、全祖望那樣，充其量只能編纂出象《宋元學案》這樣的思想史著作；這在清代是了不起的事，但在今天來看，它只是歷史編纂學，還遠遠不是科學的思想史，不是科學的理學史。古人有他們自己的歷史局限。我們既要繼承前人的優(yōu)秀遺產(chǎn)，又必須有所創(chuàng)新和發(fā)展。如果我們采用資產(chǎn)階級史學觀點和方法，寫出象梁啟超的《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那樣的著作，同樣不能算是一部科學的理學史。我們的研究必須嚴格地置于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指導之下。馬克思主義是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從五四運動迄今六十多年的中國歷史證明：只有以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作為指導，歷史的研究才能成為科學。只有以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作為指導，進行宋明理學史的研究，才能還它以本來面目，使我們了解它在中國思想史上的地位和作用。當然，在具體的研究實踐中，是否能準確地運用馬克思主義分析歷史問題，那是需要通過學術討論來取長補短、修正錯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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