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是《中國近代思想史論》的姊妹篇,主要針對中國近代史上曾經出現過的屬于思想史范圍的,諸如“儒家傳統與近代中西會通”,“經世思想”,“中西學源流”,“19世紀的中國國際觀念”,“德智體群四育”,“鬼子”,“自強與求富”,“官督商辦”,“工商致富”,“實業(yè)建國”,“人權”,“女權”,“公仆觀念”,“變法論的象征”等一系列觀念、概念、思想、思潮的創(chuàng)生、衍變、發(fā)展及其歷史作用,分別進行了認真的別開生面的考論,內容豐富,資料翔實,極富參考價值,是一部不可多得的關于中國近代思想史的重要參考書。本書前言2003年8月承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將拙著《中國近代思想史論》在大陸印行,感謝賀照田先生的推轂和楊群先生的經營,使鄙人的辛勤耕耘得以呈獻大陸學界,切望以文會友,以友輔仁。同道藻鑒,自當引領。同年10月,賀照田伉儷應邀到臺北“中央研究院”文哲所訪問兩月,得以會晤。承其攜來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楊群先生手書,屬命再出拙著續(xù)集。深感學界肯定與賀、楊兩兄厚情。遂自挑選拙文15篇,另加附錄1篇,一并于2004年3月奉寄北京,用為出版預備。照田兄適因應邀開會,又于同年5月前來臺北,順便會聚商談出版之事。嗣后吾亦返回多倫多住處。迄今又逾4閱月,近因照田兄電屬寫序,遂得執(zhí)筆表述感念緣起經緯。我生平研治中國近代史,自己累積若干專書、論文與史料專集,可謂是專職專工,具備治學經驗。雖然有些成就,也未嘗自滿,凡所撰著,俱循謹嚴實證之路。不信煌煌理論,不逞詭誕奇說。以篤實結論取信于天下。不期藏之名山,但求無害后世。所寫著作,視為天下公器,人人俱可參酌,惟望共尊學術倫理,保持公開公正?;蚩墒官v名得以表彰,其愿足矣。今拙著面世,正在求教同道。當請查察拙著者,可明告學林高明之家。考察拙著:其一,論旨領域,是否有價值?其二,辨認史料是否真切?其三,引證史料是否恰當?其四,運用史料是否確當而非勉強?其五,解釋分析是否深入透辟?其六,識斷是否精審通達?其七,通體結構是否周至完備?拙著呈獻諸君面前,自當通過學術上的考驗,豈能抱僥幸之心?拙著論域,全為近代思想史。我之研究,首重時代思潮,所刊3種書,俱以不同問題做審慎研究,以問題為主軸,人物隨問題陳敘。因為近代思想變化是橫向沖擊,動力來自重大歷史事件,而并非古今上下傳承。故吾自始迄今,多以問題之出現為討論題旨,此是鄙人研治思想史手法。鄙人研治思想史,所用史料人人可見,毫無奇特,端在各人就中取材,看似平常,實靠各人領悟,而各有所取舍。雖我同窗學長,各人所見皆有不同,各家重點尤大相異趣。于此益見治史之自由與成果之多樣,人才之各領風騷。我實于史學發(fā)榮滋長深抱樂觀。近代思想史的另一重大特色,是時代段落分明,即是承受重大史事沖擊而創(chuàng)生,則史事內涵中的思想成分即會增加若干新概念、新意旨和新領悟、新步度。在此不暇一一交代,但可略舉一小例,以見出歷史時段關鍵之被人看重。1981年“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召開一個國際研討會,探討維新變法與立憲。我所宣講的論文是《斷發(fā)、易服、改元——變法論之象征旨趣》(此文今已收入本書)。我自舉證陳敘康有為的這3個重點建議,史料采自數個來源。但此說引起一位戊戌變法專家,也是康有為專家的質疑。理由是當1898年那個時代,康有為以孔子紀年,世人共知,但絕不可能在此時創(chuàng)說斷發(fā)、易服。結論是判定我用的史料不可靠。其人年齡高我很多,現仍健在。我在此不做多辯,恰在4年以后我在1985年編一部9冊的《近代名人手札真跡》,在其中收載了戊戌八月政變御史楊崇伊致盛宣懷的信。世人俱知,八月政變是因慈禧受到楊崇伊的告密而收回政權,殺掉六君子,當然是個刀筆殺手。我在此舉其一段說詞,可用作為拙文的旁證:康逆(指康有為)潛蓄異謀,托辭變法。乃弟(指康廣仁)便服私入椒涂,剪發(fā)改裝,見諸奏牘;同心謀逆,立有合同。無人不知,憚于發(fā)難。弟知其舉事之日,不得不上告慈圣。乃罪人斯得,而謗口頗騰。此一史料出于楊崇伊手書,自承認向太后告密,而于康有為罪狀,則有“剪發(fā)改裝,見諸奏牘”之言。當可證明拙文之立足堅穩(wěn)。楊崇伊有信函7首,收載于鄙人所編《近代名人手札真跡》第九冊第3930~3948頁。我人當知近代思想多變,起滅難測,學者必須小心考校,知常知變,重大史事,最須察其激蕩影響。不能只限于哲理、概念、新名、新詞的意義追逐。就是談這一代哲學,也得充分熟悉這一代歷史。近代思想變化疾速猛烈,而什九是承受歷史事件的沖擊而迸發(fā)。此是我所掌握的要領??傊?,中國近代思想,不但內涵復雜多樣,極費尋繹辨析,而隨時勢轉變,外力沖擊,更是如響斯應,變幻不息。自與固有思想傳承決然不同。我自1977年起受聘到香港中文大學任教,漸漸結識大陸史學界賢達。先是同道李侃先生來訪,在歷史系講演,是在我的近代史課堂開講,亦即由我主持。同學到者百余人。后因李氏回北京,又介紹中華書局同道劉德麟、陳東林兩先生來中文大學訪問,我自此與陳東林先生建立長久友誼。我的訪求大陸史料,得他多年相助。接著來訪的為上海湯志鈞先生,他前后來訪數次,第一次是在我的近代史課堂開講,由我主持。第二次來,是承中國文化研究所邀請,他的講演也是校方派我主持。后來來訪者眾,我結識了胡守為、陳勝NF93D、林家有、陳錫祺、韋慶遠、關捷、李景光、王戎笙、赫治清等。雖然來訪學者有很多,但要相結識者,俱以近代史家同道為范圍,其他如古史、文字學、經學、古物、人類、考古、書法、藝術家相見甚多,俱未做深入來往。后來我在1989年回到臺北近代史研究所工作。到臺來訪者又結識張海鵬、王戎笙、尚明軒、耿云志、王慶成、戚其璋、林慶元、歐陽哲生、張憲文、黃彥、桑兵、文庸、江沛、侯杰等學者,而與杭州陳學文先生一直多年通信交換研究心得,卻未能晤對而扺掌傾談。至于大陸出版著作,未相識而知其所學者,屈指不下四五十位。在此無須詳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