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澳關系史

　　改革開放以前，我國對外研究的重點基本上放在兩極上，即第一世界的蘇美和第三世界的亞非拉，研究前者主要是為了與之對抗；探討后者是要建立反對世界霸權主義的統(tǒng)一戰(zhàn)線。明確的政治目的也使研究本身偏重于政治、軍事和國際關系方面，對文化、經(jīng)濟和貿易的探究則退居次要地位。澳大利亞屬于第二世界，當時與中國的關系又不密切，所以理所當然地落到了研究的聚焦點之外。出現(xiàn)的研究成果多屬編譯一類，停留于淺層次的概況介紹，且又零打碎敲，沒有系統(tǒng)。研究力量分散單薄，難成氣候。平民百姓對澳大利亞則更少關注。盡管就地理位置而言，澳洲比歐美更靠近中國，但對大多數(shù)中國人來說，澳大利亞是一個帶有某種神秘色彩的遙遠國度。對澳大利亞較為深入全面的研究始于改革開放以后，并由急劇的雙向變化所引發(fā)。一方面中國撇開了經(jīng)濟開放的大門，派遣了經(jīng)過精心挑選的學者，深入澳大利亞高等學府，苦心孤詣地鉆研澳大利亞的社會、文化、經(jīng)濟和政治、全方位地對有關知識領域進行了科班式的修煉。這批學者回國之后，猶如當年取經(jīng)回國的玄奘，紛紛建立研究中心，集結隊伍，營造氣氛，腳踏實地開始了對澳大利亞的研究，并有多種成果問世。與此同時，澳大利亞對自身在國際事務中的歸屬也作了重新調整，把目光從歐美移向亞洲，越來越多地介入亞洲事務，甚至公開聲稱把自己的未來寄托于亞洲。而中華大地經(jīng)濟勃發(fā)所透出的魅力，更吸引了曾一度觀望的澳大利亞投資者，以前所未有的熱情，融入中國的經(jīng)濟大潮，在工業(yè)、農業(yè)、科技和教育等方面與中國攜手合作。澳大利亞需要了解中國，中國也需要了解澳大利亞。人們已不再滿足于光知道袋鼠和悉尼歌劇院，不希望止步于“騎在羊背上的國家”那種原始印象?，F(xiàn)實的需求進一步推動了我國對澳大利亞研究，尤其是把探究的領域從前期的社會和文化研究擴展到對經(jīng)濟、貿易、科技和國家關系的審視，由務虛到務實，乃至虛實結合，使研究更為深入，也更具力度。最能說明問題的是，自1988年始每兩年一次的中國—澳大利亞研究國際討論會內容所發(fā)生的變化。1988年的第一屆會議上宣讀的文學論文之多，使人誤以為這是一次澳大利亞文學研討會。兩年后的第二屆會議的側重點仍是文學，自1992年的第三屆會議起才開始顯出各個領域研究的平衡。以研究的深度而言，首屆會議上尚可見到稱不上論文的膚淺的介紹性文章，到了后來，不但此類東西漸次銷聲匿跡，而且還出現(xiàn)了不少為中外學者所稱道的見解獨特、頗有深度的論文。中國對澳大利亞研究正在向廣度和深度發(fā)展，這是研究走向成熟的一個標志。幾年來，華東師范大學澳大利亞研究中心一方面擔任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澳大利亞課程教學，另一方面積極從事研究活動，舉辦了國內首次懷特作品討論會、第三屆中國澳大利亞研究國際討論會、澳中經(jīng)濟國際討論會和澳大利亞書籍出版國際會議。此外，還出版了《澳大利亞文學史》、《澳大利亞文學論》、《澳大利亞文學選讀》、《澳大利亞文化簡論》、《澳大利亞歷史》、《澳大利亞經(jīng)濟》、《當代澳大利亞社會》、《澳大利亞教育》等多部著作，撰寫了有關論文五十余篇?，F(xiàn)在我們又向廣大讀者推出這套“澳大利亞研究叢書”，內容包括《澳大利亞政治》、《澳大利亞貿易》、《中澳關系史》、《澳大利亞華僑華人史》等著作。我們感謝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的大力支持，正是這種熱情與慷慨，使這樣一些不易出版的著作雖歷盡波折，最后終于與讀者見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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