片斷：引言進人21世紀不僅意味著進人了一個新的千年，而且也是時代的變遷。技術和經濟發(fā)展的加速，各社會之間、人類及其環(huán)境之間的相互依賴程度變化猛烈，沖擊著思想體系和在歷史中形成的各種機制，而這些機制無論如何曾發(fā)揮過必要的管理調節(jié)功能。這一轉折導致的是科學技術革新和商品關系無限制、無導向的發(fā)展。我們傳統(tǒng)的精神、道德和政治的標識已遭侵蝕，傳統(tǒng)的團結互助已經削弱，然而在全球范圍內，尚未找到可以替代的其他原則和機制。在這種情況下，21世紀的首要問題既不是科學技術的發(fā)展，至少不是我們今天所看到的發(fā)展，也不是商品關系擴張的繼續(xù)。首要問題是建立一個共同的倫理基礎，在這個基礎上，全世界各國人民可以管理他們的相互依存關系，制定、展開和落實新的規(guī)則，為我們必須共同居住的地球村提供一個靈魂，一種意義，一些規(guī)則，一種公平和一種前途。根據民主的原則，每個人在地方管理中都有發(fā)言權，并參與對共同的未來建設的決定。這個民主原則在最近幾十年中經歷了令人啼笑皆非的命運。從表面上看，公民自由選舉其代表，由以他們的名義代表負責管理社會的這種代議制民主模式，已經勝過所有與其對立的制度，而占據了最重要的地位。如果說在事實上不完全如此，至少在理論上是這種情況。但是，政治權力的行使就其規(guī)模和運轉方式而言，已經不允許普通的公民對于國家的事務——已經變成了世界性的事務——真正發(fā)揮影響了。幾千個佛羅里達的選民通過只有少數公民參加的、遭到非議的選舉，竟然可以逐步決定中東的戰(zhàn)與和問題這樣一個事實，與民主理想相去萬里。今天，引導我們未來的一切，特別是科學和技術的重大抉擇，已經脫離了公眾的討論，甚至政治舞臺、政治辯論、民選代表對于定期委托他們管理權力的行使，已經與社會的技術和文化狀況不相符合。大型跨國經濟金融實體脫離了控制和監(jiān)督，擔負政治責任的候選人在電視辯論中表現出的分歧暴露在日益覺醒的公眾面前，已經無法掩蓋他們的短視和行動的局限性，其結果是——如同一些相當一致的調查所表明的，面對民眾，民選政治家的可信性和威望喪失殆盡。在許多老牌的民主國家里，棄權選民的增加也是勢在必然。民主高奏凱歌，但這是破碎的民主。兩個世紀以來，國家和民族的空間無論好壞，都是公眾、政治和社會規(guī)范的主要框架。公共服務的發(fā)展，日益擴大的再分配制度和福利國家的建立，宏觀經濟調節(jié)的改進，賦稅和貨幣政策的細化，至少在西歐達到調控體系的頂峰，這些體系形成于17世紀，是觀念發(fā)展和社會斗爭的成果。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以后，民族主義成為爭取獨立斗爭的中心口號，而國家在60年代成為發(fā)展方面最好的倡導者，并提供了主要的保障和最可靠的動力。但是頂峰之后是同樣迅速的跌落。國家的范疇和民族的政策已經不適合世界性相互依存關系的規(guī)模了。國家過于專斷獨行，過于官僚主義，對現實和社會動力幾乎封閉，有時照搬以別的模式運行的社會，”一經常腐朽不堪，既太大，又太小，在得到各式各樣的稱譽后，被看做是一切罪惡的淵救。改革的嘗試無論多么微弱和表面，都以失敗告終①，這說明公共機構無力更新，除了分崩離析，沒有別的前途，沒有別的出路。計劃經濟的歷史性破產更使其雪上加霜。這個局面為所謂新自由主義革命的成長和發(fā)展準備了肥沃的土壤。國家遭到了兩種運動的破壞。一方面是公共職能的重新分配，職能轉向更小的機構一一這就是極為廣泛的權力下放運動；或是轉給更大的機構——更為有限的國家的整合運動或是不斷增加的國際公約。另一方面是公共范疇與國家的目標和職能縮小的矛盾，及其與公有部門私有化的矛盾。公共行動的掌握者幾乎到處都處于守勢，更多著眼于抵抗，而不是革新。然而這確實是世界化、全球范圍內各種形式的相互依存、發(fā)展的不可逆轉的潮流，這在ZI世紀成為最具有決定意義的結構性因素，是對我們所知的二次世界大戰(zhàn)前國家作用的最致命的挑戰(zhàn)。戰(zhàn)爭的災難促使1945年以后建立了調節(jié)“國際社會”的新體系，其中包括聯(lián)合國及其眾多的專門機構，所謂的布雷頓森林機構（BrettonWood），即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以及后來成為世界貿易組織（WTO）的多邊貿易協(xié)定——關稅及貿易總協(xi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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