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傳統(tǒng)文化自秦漢以降，二千多年來，自成體系，獨立發(fā)展。它善于吸收一切有價值的外來文化，融入固有文化主流，不斷發(fā)展，幾千年沿著既定的方向，走著自己的路。中華文化根深葉茂，源遠流長，從來都是以自己固有的思想體系、思維模式來迎接外來文化的。大致可以舉出以下幾種特點和品格：不失自我的兼容性；與時俱進的應變性；取之有節(jié)的開發(fā)性；剛柔相濟的進取性；和而不同的自主性。佛教傳入中國及其發(fā)展道路，也充分體現(xiàn)了這些特色。佛教最初傳入中國，中國人士看作黃老清靜無為的理論。景教（西方基督教的一派）在唐代最初傳入中國，中國人士認為這個教“常然真寂，先先而無元；窅然靈虛，后后而妙有”，“判十字以定四方，鼓元風而生二氣”，“法浴水風，滌浮華而潔虛白；印持十字，融四照以合無拘”。這完全是當時唐人的新解。伊斯蘭教傳入中國，中國學者著《天方性理》以迎接這一外來教義。中國最早介紹佛教的著作《四十二章經》及《牟子理惑論》，都以中國傳統(tǒng)忠孝觀念來理解這一外來宗教。還應當指出，佛教的根基雖出白天竺，但中國人所認識的佛教并不是直接取自印度，而是來自中亞。魏晉時期，佛教經典均根據(jù)西域文字翻譯成漢文轉手引進的。中國傳統(tǒng)宗教的忠孝觀念曾得到一切宗教的認同。后來的儒佛道三教會同，無不體現(xiàn)了中華文化圓融無礙、海納百川的特點。佛教文化雖然帶有佛教的某些特征，但這些特征無不體現(xiàn)中華民族文化的共同性。研究佛教不知不覺與儒、道兩家會合；研究儒教又必然與佛、道兩家貫通；研究道教又必然與儒、佛二家相會。本書前言我生于山東平原縣，4歲以后，隨父母在魯南一帶生活讀書。9歲以后，在濟南省立第一模范小學讀書（聽說現(xiàn)在改稱實驗小學）。當時北洋政府提倡尊孔讀經，我讀《四書》是在上小學時讀完的。小學老師曹景黃先生給我打下閱讀古漢語的基礎，是我永遠懷念的第一位老師。1928年上初中，1931年上高中，中學時期有幾位國文（現(xiàn)在稱語文）老師，任今才（幹忱）、劉伯？、張希之先生都是北京大學中文系或哲學系畢業(yè)的，在他們的影響下，我讀過梁啟超、胡適、馮友蘭幾位先生的著作，也讀過他們關于老子年代的爭論文章。1934年考入北大哲學系。舊社會讀哲學很難找到合適的職業(yè)。那時年輕，不考慮那些，一心想尋找真理，追究人生的歸宿。入學時有十幾個人，畢業(yè)時只剩下三個人，我是其中的一個。大學三年級，暑假期間發(fā)生了“七·七”事變，北大南遷。文學院設在湖南衡山腳下。半年后又遷往云南蒙自縣。由湖南到云南我參加了學校組織的“湘黔滇旅行團”。徒步旅行，走了兩個多月，行程一千三百多公里。有機會看到農村敗落和農民貧困景象。靠了他們承載著這個又窮又大的國家。人生的歸宿，最后的真理，如何與當前廣大貧困的農民和敗落的農村發(fā)生關系，對我來說一直是個問題，無法解決。我深信探究高深的學問，不能離開哺育我的這塊災難深重的中國土地。從此我?guī)е环N沉重的心情來探究中國傳統(tǒng)文化和傳統(tǒng)哲學。不但細心閱讀了大量的原始著作，甚至還照著去做。那時我只看到中華民族文化積累豐厚，它有生命力，是活著的文化，不同于某些西方學者把中國文化積累看成考古的對象。我們的文化不但活著，還要發(fā)展，應對世界有所貢獻。但苦于找不到一個令人滿意的清理方法。前人、外國人和時賢的著作，我覺得都沒講清楚。儒、釋、道三教是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三大支柱，它深刻而又廣泛地影響著我國社會各階層。從事中國哲學史的教學和研究多年，我力圖把中國佛教思想納入中國哲學發(fā)展的主流，看來收到了一定的效果。這個文集中關于佛教的文章也就是中國哲學史的一部分。道教對中華民族文化的重要性不下于佛教，今后還要用科學研究的成果向社會和學術界推薦。因為這一門學科的研究比佛教研究遲了數(shù)十年，見成效、被承認，還有待將來更多學者的努力，這個文集沒收這方面的文章。學術研究要扎根于這塊土地上，要有補于人類的發(fā)展和社會的進步。世間沒有純學術，這個文集雜而不純，但有一點可以說：我寫的，完全是我想通了的，沒說別人的話，我反對跟著湊熱鬧。全國解放后，開始學習馬克思主義，學著用歷史唯物主義來觀察社會和分析歷史現(xiàn)象。初步學到了這個方法，使我十分振奮?；仡^來再剖析我中華民族的文化，就有了下手處，過去看不清楚的，現(xiàn)在看得比較清楚了。這個文集的文章都是用歷史唯物主義觀點來觀察中國文化、說明中國哲學發(fā)展的習作。活到老，學到老，還要不斷學習，力求有較大的長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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