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冷月其人其藝，曾經是一段塵封的歷史。隨著改革開放的日益深化，國內藝術空氣的漸趨活躍和藝術品市場的重新崛起，這段歷史終于抖落塵埃，向我們重新展示了發(fā)生在20世紀上半葉的那場以“保存國粹”與接洽“新的藝術”并舉的藝術運動的壯麗一幕。對于中國畫來說，20世紀伊始便面臨著嚴峻的挑戰(zhàn)。它不僅失去了涵蓋中華畫苑的一統性質，退居為與諸多外來形態(tài)共享天下的多元局面之中的一個畫種，而且前所未有地肩負起捍衛(wèi)民族文化價值和建構現代性的雙重歷史使命。這種自設或被設的雙重歷史使命，其實隱含著一個巨大的悖論。前一重使命維護的是民族特性及其既定傳統的無終極性，在中國畫概念本質規(guī)定性被強化的同時也就取消了內在的否定性，從而導致發(fā)展機制中自我批判精神的萎縮。后一重使命則用文化進化主義的縱向規(guī)定去取代文化相對主義的橫向規(guī)定，通過現實發(fā)展中的中國畫對中國畫概念進行解構以獲取新的意義，因此勢必背離中國畫的既定形態(tài)并對中國畫的本質內涵構成威脅。民族性與現代化的雙重使命，將一種依據于特定文化畛域的生存狀態(tài)，置于另一種消泯這種畛域的生存狀態(tài)之中，也就從根本上決定了兩難選擇的悲壯色彩。唯其如是，20世紀以來的中國畫壇始終處在激進與保守、融合中西與發(fā)揚傳統相頡頏的動蕩情境中，不同的畫家，不同的流派，不同的思潮，乃至同一主體的不同時期，都會依據各自的價值立場而行使其不同的繪畫取向，中國畫的傳統價值結構由此為價值相對論的多元格局所取代。與當時絕大多數畫家相區(qū)別的是，陶冷月盡管很早即以“新中國畫”的創(chuàng)格成為中西融合之風的重要代表，卻從來不曾放棄對傳統型中國畫的研求，傳統中國畫和“新中國畫”，在他的藝術生涯中似乎是等量齊觀的兩條并行主線，一直維系到生命的終極。這種二元并行的取向，并不像某些畫家同時從事油畫創(chuàng)作和中國畫創(chuàng)作那樣，可以遵循涇渭分明互不相妨的內在理路，而必須在很大程度上依靠自覺的悖論狀態(tài)來維系其文化人格的統一。如果說，兩難選擇作為20世紀中國畫發(fā)展之途上無可逃遁的宿命，是由形形色色的當事人通過各取一端的選擇匯合而成的話，那么，陶冷月則一身而二任，將兩難選擇本身作為了自己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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