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高樂傳

在巴黎附近的馬爾里花園里，有一座從前屬于國王路易十四的“獵人小屋”，現(xiàn)在變成了戴高樂辭職后的第一個寓所。戴高樂以5000法郎的月租租下了“獵人小屋”。這個選擇使他的妻子伊馮娜很高興，因為她覺得納伊市的寓所有些太沉悶和太莊重。而今，戴高樂可以在這里，在樹林里進行長時間的散步。散步是戴高樂喜歡的一項運動，早在戰(zhàn)前就已身體力行，后來也忠于這項運動，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這里也是一個有利于戴高樂家庭生活的環(huán)境，他可以恢復同殘疾女兒安娜——她一直由鮑泰爾小姐看護——的奇特而感人的關系。戴高樂把克洛德·莫里亞克留在身邊擔任秘書，并且?guī)缀趿⒓赐度说街贫ā稇?zhàn)爭回憶錄》的創(chuàng)作計劃中去。這是一項使戴高樂全神貫注和滿懷熱情的任務。但是，人們并沒有搞錯：即使戴高樂像所有在經(jīng)過長年累月重負之后卸下重擔的人那樣，理所當然地暫時感到了無比輕松，他也突然遇到了一種徹底的生活變化。可以唐突地把這種變化概括成一句話：人生第一次無所事事。戴高樂必須回復千百封陌生支持者——這些支持者向他傾訴了心中的憂傷或痛苦——的來信，但這是一項例行公事，不久后由于形勢所迫而結(jié)束復信工作。他接見了奧里奧爾、舒曼、帕西、（他去登門拜訪的）雷米、帕萊夫斯基、迪泰爾姆、瓦隆等一些前助手或前部長……誠然，消遣使戴高樂有機會傾訴衷情，輕松愉快地嘲笑政府部長，饒有興趣地談論那些接替羅斯福、丘吉爾和他本人的國家元首……但不久后，從松弛的心情中卻進發(fā)出悲痛的情緒。人們看到，這種痛苦在1946年底壓倒了一切。這時，戴高樂是否希望馬上重返權力呢？就像戴高樂在引退前的最后日子里那樣，他一無所知。但他看到，法國并沒有發(fā)生任何震蕩，法國人民的心靈深處也沒有發(fā)生任何重大的動蕩。后來，戴高樂在撰寫《戰(zhàn)爭回憶錄》時，試圖分析這種現(xiàn)象。“正當掌權者完全沉浸在恢復舊習慣的安樂之中，”戴高樂寫道，“相反地，法國的老百姓卻陷入了憂傷之中（……）其實，不管每人的傾向如何，大家都感到，（戴高樂）將軍隨身帶走了他通過歷史所象征的，但政黨制度卻無法代表的，某種首要的、常有的和必要的東西……可以設想，這種合法性在一個無憂無慮的階段里仍處于潛在狀態(tài)。但一旦全國再次出現(xiàn)分裂和威脅的風險，它就會馬上得到普遍的贊同，并被人們接受?！比欢?，恰恰是法國沒有出現(xiàn)任何致命的威脅，沒有發(fā)生任何不可救藥的分裂。特別是古安政府在財政部長安德烈·菲利普的啟示下，通過增加預算和稅收的努力，維持上屆政府任期內(nèi)達到的工資水平和物價水平，并且派勃魯姆到美國去談判貸款問題，試圖提防外匯奇缺的狀況。法國既沒有出現(xiàn)任何振奮人心的事件，也沒有發(fā)生任何災難性事件；一方面是表達認真的和良好的意愿，另一方面是在困難的改革和嚴峻的經(jīng)濟形勢面前后退；人們可以批評現(xiàn)行領導班子的行為，但不能對此表示譴責。其實，戴高樂也像其他任何人一樣，清楚地看到這點，即使他樂意發(fā)表一些尖刻的、諷刺的和無情的言論。人們從戴高樂的會談和他私下的表示中收集到證據(jù)——其中最完備的證據(jù)就是他的副官克洛德·居伊每天都寫的日記，①——并且從中注意到，除了他那些奇怪的或令人惱火的生氣之外，還有克洛德·莫里亞克所引述的、他同其父親弗朗索瓦·莫里亞克進行的一次談話。②因此，這是一個間接的、但相當明確和值得引述的證據(jù)。老莫里亞克敘述道，在戴高樂看來，今后的政局有三種可能性：“要么是現(xiàn)狀將在目前的混亂和平庸中，持續(xù)相當長的時間；要么是法共奪取政權——屆時肯定會爆發(fā)外國戰(zhàn)爭，因為俄國人在法國安頓下來，這

　　保爾-瑪麗·德拉戈爾斯（1928-2004），法國著名新聞記者、作家和歷史學家，國際關系、國防和戰(zhàn)略問題專家，曾任戴高樂基金會理事和《希望》雜志主編。早年獲政治學博士學位，曾供職干《法蘭西-觀察家》、《快報》、《時事》、《費加羅報》、《國防》、法蘭西電臺等新聞媒體，并任重要職務。1967年至1974年期間，先后擔任內(nèi)政部長富歇、新聞部長蓋納、總理事務國務秘書哈蒙和梅斯梅爾總理的顧問。一生訪問過30多個國家，曾五次訪華，發(fā)表過關于二戰(zhàn)、希特勒奪權、法蘭西第五共和國、法國外交政策、蘇聯(lián)東歐陣營分裂和美國霸權等問題的20部著作，其中有些著作已被譯成英文、意大利文、日文、波蘭文、葡萄牙文等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