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至1986年，我在和馬齊彬、劉文軍同志合作，主筆撰寫《中央革命根據地史》一書時，多方搜集了大量有關中央蘇區(qū)的資料。其中我對周恩來在中央蘇區(qū)近三年的工作、生活和斗爭方面的資料特別感到興趣?！吨醒敫锩鶕厥贰芬粫?986年10月由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后，我即計劃利用手頭的資料另寫一本《周恩來在中央蘇區(qū)》的書，并已著手陸莓寫了四五個章節(jié)。但隨后感到寫不下去了，原因是，當時黨史研究領域中的“禁區(qū)”太多。它離現(xiàn)實太近，敏感的問題比比皆是。而且寫周恩來在中央蘇區(qū)，一個重要的問題就是他和毛澤東的關系，無論是他糾正“肅反擴大化”的錯誤和維護、重用毛澤東，都不好下筆，更不敢評論。記得關于“寧部會議”，我寫了兩篇文章在《黨史研究》 （該刊于1979—1987年由中共中央黨校黨史教研室主編，作者是編輯部或員之一）上發(fā)表了，于是有關部門立刻打電話來質問編輯部負責人：“這個黃少群是什么人？怎么老寫‘寧都會議’問題？” 由此可見一斑了。 可是，境外的一些史學研究工作者和某些個人，卻不管我們的什么“游戲規(guī)劃”，他們寫的一些有關中共黨史的著作，在80年代前后又不斷地流入國內。其中如龔楚的《我與紅軍》，王健民的《中國共產黨史稿》，司馬長風的《毛澤東與周恩來》，嚴靜文的《周恩來評傳》，等等。不說其它，這些書籍有一個完全相同的內容，就是大肆渲染中央蘇區(qū)時期周恩來與毛澤東的關系，并都對周恩來進行肆意貶損和惡毒攻擊（我用“惡毒攻擊”這四個字一點也不過分）。如他們說：“周恩來到中央蘇區(qū)是“銜”“左”傾中央之命去“清算與斗爭”毛澤東的，他一去就“奪”了毛澤東的“黨權”和“ 軍權”，并特別點出“寧都會議”就是周恩來“刻意安排”專門“整治”毛澤東的一次會議。這些書籍的作者不惜筆墨，肆意發(fā)揮，將周恩來描繪成是一個冷酷無情、專事斗爭、言詞尖刻的“專制家長”，而毛澤東則成了他手下“動輒得咎”、“挨批受氣”的“童養(yǎng)媳”。有意思的是，這些書籍中寫到的這些問題，內容文字，同出一轍，而始作俑者就是那位中共叛徒龔楚。正如俗話所說的“謠言重復多次就變成了事實”一樣，許多人對他們編造的 “事實”都信以為真了。那時對港臺購進來的書刊有個規(guī)定，即“內部閱覽，不得外傳”。唯其如此，更引起人們濃厚的興趣，成為人們競相獵奇的對象，連不相關的人也都想方設法要找來看看，書中的謠言也就傳播得更廣了。到了1986年，有位“聞名于世”的美國作家哈里森’埃文斯．索爾茲伯里先生來中國專門采訪紅軍長征的有關歷史（當然是經中國官方允許的），隨后不久就出版了他那本《長征——前所末聞的故事》一書。我以為索氏也正是受了上述那些書籍的影響，所以他在書中寫中央蘇區(qū)那段歷史時也認為正是周恩來在中央蘇區(qū)“奪”了毛澤東的“黨權”和“軍權”，索氏并發(fā)表了許多新的“論斷式”的語言。如該書寫道：周恩來從進入中央蘇區(qū)后， “直到遵義會議前夕”，都一直是“毛澤東的對手”，毛澤東的中央局書記和紅一方面軍總攻委的職務，都由周恩來“替代”了，“周恩來與‘三入團’中的其他人站在一道，阻撓毛的戰(zhàn)略，否定毛的建議”；并饒有意味地這樣論證說：“如果說，沒有證據表明周恩來支持博古和李德要搞掉毛的陰謀的話，也沒有證據表明周恩來曾參與反對此種陰謀?！彼魇洗藭趪鴥韧鈴V為發(fā)行，影響很大；而待別是他來中國采訪時受到了我國官方全方位的優(yōu)待和訪問了太多國內知名的專家學者，因此他書中的觀點引起了國內外人士極大的興趣，認為這是中國官方和專家學者們都一致認可的。 對港臺書籍、對索爾茲伯里先生的書中關于周、毛關系的評論，國內史學界長時間即直到90年代初都沒有反應。作者出于對周恩來的由衷敬愛，忍不住率先為文駁斥，也作一個“始作俑者”。我先后寫了《周恩來與中共蘇區(qū)中央局的建立》、《周恩來在中央蘇區(qū)》、《周恩來對糾正中央蘇區(qū)肅反擴大化錯誤的歷史功績》、《論中央蘇區(qū)時期周恩來與毛澤東的關系》等文章，①除了在專業(yè)刊物上公開發(fā)表外，還在紀念周恩來90周年誕辰的國內及中外學者研討會上作過發(fā)言，對港臺書籍上的污蔑性言論作了駁斥，而重點則是對索爾茲伯里先主書中的論斷進行分析。文章和發(fā)言，當時頗受到不少人的關注。據一位業(yè)內人士轉告：前外長黃華訪美，計劃中有拜訪索爾茲伯里先生一節(jié)，考慮該和他談點什么。這位人士向他建議：黃少群的《論周恩來在中央蘇區(qū)時期和毛澤東的關系》一文中有針對索氏書中的觀點的分析，頗值得帶去與索氏一談。黃前外長接受了這一建議。 無可諱言，也有一些人們對我這些文章不以為然，特別對論周、毛關系一文，指責“這不是中共黨史的研究方向”。作者曾在課堂上約略表述過這些觀點（前已述及那時此種觀點尚屬“禁區(qū)”），即受到個別人的公開或私下的議論和指責。 改革的春風蕩滌著一切舊的東西，催生著一切新的東西。而我經過十數年的思想沉淀和深沉思考，又想要觸碰一下那還未明文宣布廢止的“游戲規(guī)則”了。我將舊稿翻出，按新的思路重新擬定章節(jié)，將原定書名《周恩來在中央蘇區(qū)》改成《從中共中央到中央蘇區(qū)——周恩來的偉大功績》。貫徹的一個中心思想是：中國共產黨的這一段歷史（即從1927年11月到1935年1月遵義會議前）的重心是在周恩來那里，而不在其他人那里。不否認毛澤東此時期的功績（如創(chuàng)建中央蘇區(qū)和紅一方面軍、取得三次反“圍剿”戰(zhàn)爭的勝利，并提出了“鄉(xiāng)村中心論”，等等。但同時，湘鄂西蘇區(qū)、鄂豫皖蘇區(qū)和紅二、四方面軍也已創(chuàng)立，并也都取得了反“圍剿”戰(zhàn)爭的勝利等），但中心是周恩來或實質上是以周恩來為核心的黨中央，否則，“黨的六大以來的路線是正確的”這一結論就不好解釋。 按這個思路，對這本書的29個章節(jié)我采取了這樣的結構： 第1—10章（1927年11月——1931年12月），寫他在中共中央工作期間（六大以后實際上以他為核心），耐心糾正“左”傾盲動主義錯誤，大力扶持各地紅軍和農村革命根據地的創(chuàng)建和發(fā)展，中國的三大紅軍————紅一、二、四方面軍和三大農村根據地——中央蘇區(qū)、鄂豫皖和湘鄂西蘇區(qū)，可以說都主要是在周恩來（代表黨中央）的不斷指示和大力扶持下開始創(chuàng)建并由小而大逐步發(fā)展起來的；同時寫他向全黨、向共產國際提出了中國革命的“鄉(xiāng)村中心論”（毛澤東只是在一封黨內個人通訊中首先提出這一思想的），并曾引起國際的轟動；他又倡議成立“中共蘇區(qū)中央局”，并兼任書記和親自奔赴中央蘇區(qū)，實踐他“鄉(xiāng)村中心”的偉大思想，從而在實際上將黨的工作中心由城市移到了鄉(xiāng)村。書中還寫了在他去中央蘇區(qū)前夕，以他的大智大勇，連續(xù)克服了由于顧順章、向忠發(fā)相繼叛變給黨造成的驚心動魄的突發(fā)危機，并寫了“伍豪事件”的前前后后（“后”到“文革”期間江青集團利用“伍豪事件”對周恩來的惡意攻擊）?！@10個章節(jié)表述了作者對中共黨史傳統(tǒng)寫法的一種“標新立異”思想。 第11一25章（1931年12月一1934年10月），寫他在中央蘇區(qū)近3年時間的工作、生活和戰(zhàn)斗。寫他的杰出的軍事戰(zhàn)略思想、軍事指揮才能和領導第四次反“圍剿”戰(zhàn)爭所取得的偉大勝利；寫他的“立黨為公，相忍為黨”的崇高品質及在此思想指導下，以高超的黨內斗爭藝術對“左”傾冒險主義者的斗爭；特別寫了他和毛澤東的關系：對毛澤東在軍事上的倚靠、重用和信任，處處維護毛澤東，抵制“左”傾領導者對毛澤東的“過分批評”（書中同時駁斥了海外書籍中有關周、毛關系的臆測和錯說），力爭讓毛澤東參加長征，從而有效地保護了黨的力量的精華，為黨的路線轉變作了準備?！绻f，他在黨中央工作時完成了從“城市中心”到“鄉(xiāng)村中心”的轉變，那么，他到中央蘇區(qū)就是來實踐他的“鄉(xiāng)村中心”的思想的。應該說，他和“ 鄉(xiāng)村中心”的先行者們毛澤東、朱德等一道是很出色地履行了這一責任的。特別是他對毛澤東，能慧眼識英才，在“左”傾領導者對毛澤東施以警殘酷斗爭、無情打擊”時極力維護了毛澤東，不讓“左”傾領導者將毛澤東整垮。這件奇功無與倫比。在當時，黨中央和中共蘇區(qū)中央局都在“左”傾機會主義者的控制下，只有周恩來這樣的地位才有可能維護得了毛澤東。而這樣做，又需要有怎樣的膽識、勇氣、智慧和無私的胸襟??！我的一個總結性_的看法是：沒有周公，哪有毛公？！沒有周恩來在中央蘇區(qū)時對毛澤東的維護，可能不會有后來的黨的路線的轉變和實現(xiàn)毛澤東對黨和紅軍的領導?，F(xiàn)在的許多書籍包括正本黨史書，都沒有將毛澤東當成當時的毛澤東、將周恩來當成當時的周恩來來敘述，而是都當成后來的毛澤東、后來的周恩來來寫了，好象毛澤東當時就在“指導”著周恩來，處處都比周恩來“高明”，這是不符合歷史唯物主義的。須知，當時周恩來是毛澤東的領導，毛澤東是周恩來的下屬，是周恩來領導了毛澤東和維護了毛澤東，并維護了黨的團結和統(tǒng)一。本書就力圖恢復這一歷史的原來的面貌。當然，能否完全做到，還請讀者評說。 最后3章即第26—29章（1934年10月——1935年底），是為了表述本書主人公這一階段思想發(fā)展的完整性而寫的。寫他在長征初期的危難時刻，挺身而出力撐危局，以他的勇氣和智慧領導紅軍渡過難關，并逐步排斥了博古和李德的領導，保證了遵義會議的召開；在遵義會議上他立黨為公，力薦毛澤東出來領導黨和紅軍今后的行動，得到與會大多數人的擁護。而他自己則甘居“助手”地位，并在長征勝利到達陜北后，又為開辟和鞏固陜甘根據地作出了新的貢獻。至此，周恩來終于為黨找到了卓越的領袖，也完成了他由“ 城市中心”到“鄉(xiāng)村中心“的偉大轉變歷程，實現(xiàn)了他和毛澤東的終身合作。 同時，為了這本書的思想更加完整，也為了突出這本書的中心，我將最近寫的《周恩來從“城市中心”到“鄉(xiāng)村中心”思想轉變歷程述論》 （ 載《中共黨史研究》2002年第1期）一文，作為本書的“代緒論”，放在書的前面，而將《論周恩來在中央蘇區(qū)時期與毛澤東的關系》（全文詳見劉焱主編《中外學者論周恩來》，南開大學出版社1990年6月版）一文作為[附錄]，置于篇末。謹供研究者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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