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居正大傳

　　作者寫《讀詩四論》和其他幾本書的時候，用的文言，因為這許多書中，充滿文言的引證，為求本文和引證的配合起見，當然以用文言為妥適。但是在寫的時候，常時感到一種新的意境，必需運用新的筆調，才沒有辭不達意的遺撼。后來寫《八代傳記文學述論》，用的語體，便是這個理由。用語體寫的時候，也有兩種困難。第一，本文和引證顯然是兩種文體，讀者最易感覺文字的不諧和，這是無可避免的困難。其次，語體的語匯比較貧乏，因此在敘述的時候，常時有借用文言語匯或另行創(chuàng)造的必要。這個困難也是同樣無可避免，不過最近數(shù)年以來，這樣的寫法，已經(jīng)成為無可非議?！昂笾暯?，亦猶今之視昔”也許二十年以后，又有一種變化，一切留給將來的人批評罷。

　　朱東潤（1896～1988），江蘇泰興人，我國著名的教育家、傳記文學家、文學史家。1913年留學英國倫敦西南學院。1916年回國，先后在武漢大學、中央大學、齊魯大學等校教授。建國后任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是復旦大學第一批博士生導師之一。曾任國務院第一屆學位評議組成員、國務院古籍整理規(guī)劃領導小組成員。主要著作有《張居正大傳》、《杜甫敘論》、《陸游傳》、《陳子龍及其時代》、《中國文學批評史大綱》、《中國文學批評論集》、《中國文學論集》、《朱東潤先生書法作品選》等，并主編了《中國歷代文學作品選》、《中華文史論叢》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