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臘四論

　　格羅特曾論斷說，今日世界的眾多智慧遺產(chǎn)都有其古希臘根源，我們因此有責任以“證據(jù)分析”的辦法去估價這些遺產(chǎn)。一旦我們認同格羅特的這一看法，就能更好地認識到在希臘歷史當中哪些東西是更值得研究的：希臘人如何從北方出現(xiàn)，并與公元前第二個千年的那些偉大帝國發(fā)生聯(lián)系？他們?nèi)绾谓⑺麄兊陌顕克麄內(nèi)绾味冗^鐵器時代黎明期的那些危機？荷馬和荷西俄德所知道的那些文明中心如何形成？在六和五世紀，希臘心靈如何創(chuàng)造新的政治、藝術(shù)、詩歌、哲學？這些都是我們更應當去研究的；我們也應當知道希臘人如何賦予他們的概念以普遍的有效性，并對西方和東方進行希臘化，以及在這一沖撞中究竟發(fā)生了什么。如果確實存在一部此種意義上的希臘歷史的話，那么雅典無疑是這部歷史的中心。但是，如果我們的眼光能夠越過古典希臘世界的邊界，那么我們就同樣應當完善我們對南部意大利的知識，因為正是在那里，希臘文明和羅馬文明是交融一體，不可分解的；我們也應當了解敘利亞，因為基督教正是由此誕生；應當了解埃及，基督教正是在這里與希臘哲學合為一體。最終，我們更應當知道希臘究竟為新羅馬、即君士坦丁堡的誕生貢獻了什么，它又如何將其印記深深留在了從巴格達到托萊多的穆斯林文明身上。此種意義上的希臘史研究面臨眾多困難，這些困難是非常獨特的。眾所周知，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的作品無法幫助我們恰當而完整地了解希臘歷史；經(jīng)濟史和社會史方面的資料則更欠缺，到目前為止，還沒有出現(xiàn)一個嚴肅的古希臘經(jīng)濟或社會史學者。馬克思也沒有正統(tǒng)地敘述過古代世界的奴隸制度，他在這方面的概括通常以19世紀美國南方種植園的經(jīng)驗為基礎，這一點令人遺憾；而社會學的方法雖然靈活多變，卻沒有靈魂，它的優(yōu)點和缺點同樣眾所周知。古朗熱曾在1872年預言說，歷史證據(jù)將由于派系目的的存在而越來越遭受扭曲；但可能不會有人想到，歷史證據(jù)也會在毫無目的的情況下遭受扭曲，其原因僅僅是缺乏常識感；這一點是最最重要的。由此導致的糟糕結(jié)果就是：對希臘世界的研究越來越脫離希臘政治的軌道，在希臘哲學、藝術(shù)和文化的研究中，我們即使帶著放大鏡也找不到政治事件和政治制度的影子；在當今時代，幾乎再沒有人像布克哈特那樣，在研究希臘文化和藝術(shù)之前，先研究希臘政治。本書集合四個年輕人的可憐力量，試圖為改變這一趨勢有所貢獻。據(jù)說席勒曾經(jīng)打算過為腓特烈大帝撰寫一部史詩性質(zhì)的作品，我們無此打算，也贊同席勒早早就放棄了他的這一打算；和席勒一樣，我們并不認為歷史是“被囚禁的詩歌”、或者“被囚禁的預言”，因此我們更無意解放歷史。沒有人可以宣稱復活古希臘，以政治為核心的希臘歷史也往往是在政治危難期才一再得到人們的關(guān)注，比如17世紀末的英國、18世紀末的美國和法國；再比如普魯士時代和魏瑪時代。本書絲毫不承受這樣的危難陰影，相反，本書的全部動力乃在于對“自由”的熱愛。如果不能發(fā)現(xiàn)并回到希臘歷史的“第一原則”，我們就無法毫無愧色地談論古希臘；這“第一原則”，正如格羅特所說，就是：希臘歷史對于自由心靈的形成至關(guān)重要，而這樣的自由心靈將在檢驗證據(jù)方面表現(xiàn)出宗教般的堅定信念。因此，本書的作者從不為克里昂這樣的人物而爭吵，在這個問題上，本書的作者只是指出如下事實就足夠了：格羅特把五世紀雅典的自由等同于絕對的自由，這是個絕對的錯誤，因為他忽視了貢斯當早在他之前許多年就已經(jīng)指出的“古代人的自由”和“現(xiàn)代人的自由”之間的重大不同。格羅特是19世紀英國哲學激進派的重要成員，人們通常把這一學派同人口和稅收問題、幸福和痛苦的均衡計算問題、以及自我利益問題聯(lián)系起來，視之為缺乏優(yōu)雅品味和高貴情趣；然而，恰恰也正是這一派中的著名人物約翰.斯圖亞特.穆勒最完善地概括了希臘歷史對于現(xiàn)代世界的意義所在：“馬拉松之戰(zhàn)，即使是作為英國歷史中的事件，也比黑斯廷斯之戰(zhàn)的意義重大得多。如果當時的戰(zhàn)局有所不同，那么布立吞人和薩克遜人很可能今天仍在森林當中游蕩?！毕嘈胚@段話也正道出了本書的全部動機和目的所在，同時也道出了命運是如何精心安排了四位年輕作者的道路，讓他們?nèi)绱伺既坏叵嘤鱿嘀?，讓他們共同去猜想斯芬克斯的謎語以及他的笑容。

　　劉晨光，生于1981年冬，西南政法大學經(jīng)濟學學士，現(xiàn)于復旦大學政治學系讀研究生，主攻政治哲學與戲劇、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