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xiàn)代中國（第八輯）

　　上完這學期的最后一課，長舒了一口氣。講章太炎的學問與思想，實在不容易。前天的話題，是從章之三寫《儒俠》談起——無論最初的寫作，還是日后的修訂，都是有現(xiàn)實刺激，但又不同于康有為的“以經(jīng)術文飾其政論”（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有深情，不應景，獨具面目，這樣的學問姿態(tài)，很是讓人羨慕。史傳擅長敘事，詩詞主攻抒情，至于文章，立論是關鍵。你當然可以散文筆調(diào)講故事、發(fā)感慨，但“立說”之優(yōu)劣，端看“持論”是否堅實。按照章太炎的思路，“出入風議，臧否人群，文士所優(yōu)為也；持理議禮，非擅其學莫能至”；歷朝文章，各有偏至，惟有魏晉文“守己有度，伐人有序，和理在中，孚尹旁達”，可為“百世師”（《國故論衡·論式》）。十年前曾撰文，闡釋章太炎之“發(fā)現(xiàn)魏晉”與“重讀六朝”，強調(diào)其在中國思想史以及文學史上的意義（《現(xiàn)代中國的“魏晉風度”與“六朝散文”》），大致的思路，今天看來仍然有效。只是對其“立論欲其本名家，不欲其本縱橫”（《國故論衡·論式》），似乎還有進一步辨析的必要。就反對區(qū)別“文集”與“史書”，強調(diào)“文”中必須有“學”而言，章太炎的這一思路有其合理性。可是，名家之精微簡練深達理要，固然值得表彰；縱橫家之洋洋灑灑氣勢磅礴，也自有可觀處。關鍵在于，論政之文本就與論學之文異，不能太書生氣。若《駁康有為論革命書》、《東京留學生歡迎會演說辭》、《箴新黨論》等，都是思想史上關系重大、酣暢淋漓的大文章。稱這些文章沒有“意氣用事”、或者不帶縱橫家印記，那是說不過去的。章氏本人或許真的輕視這些“論事之文”，認定“斯皆淺露，其辭取足便俗，無當于文苑”（《與鄧實書》）；可當時的讀者以及日后的史家，并不這么看。不辨學問、政治孰高孰低，單就文章氣勢而言，借用魯迅的說法，上述諸文，“皆我所百讀不厭者”（《紀念先師章太炎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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