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與呂運亨比較研究

　　本文是對中國和韓國有代表性的政治領導人孫中山與呂運亨的比較研究，特別是把研究的重點放在兩個人晚年重要的政治行為，即在中國的國共合作和在韓國的左右合作及南北合作上。本文認為21世紀中國和韓國面臨的時代課題是“統(tǒng)一”和“民主”，因為今天中韓兩國正處于為了彌合外部勢力侵略和理念對立的后遺癥——“分裂”，還有急速的經濟增長和貧富不均，以及市民權利要求的增加這樣的時代情況。這種現(xiàn)實認識使筆者注目于在近代國家建立上發(fā)揮統(tǒng)合的指導力作用的孫中山和呂運亨。在緒論中論述了本研究的動機、意義、論文的結構、研究方法和創(chuàng)新之處。本論總共由五個章節(jié)組成。第一章闡述本研究的基礎方向設定，由兩個部分構成。第一部分是對歷史背景的理解，從宏觀的視野簡單回顧20世紀前半期的歷史。第二部分首先簡單查看了一下統(tǒng)一戰(zhàn)線概念的歷史。根據(jù)這些，筆者解釋孫中山和呂運亨所推行的“合作”為：第一，是相互不同的政治勢力之間的統(tǒng)一戰(zhàn)線；第二，是為了國家（民族）的統(tǒng)一而持續(xù)下去的統(tǒng)一運動；第三，從今天克服國家的分裂和維護東亞的和平的觀點來解釋。第二章和第三章從“活動”的角度分別討論孫中山和呂運亨的“合作”運動。首先是以詮釋學理論闡明孫中山和呂運亨把他們所經歷的多種多樣的思想和經驗統(tǒng)合在一起。同時以“后殖民主義”和“內在—批判”的方法論從他們自己的立場來理解孫中山和呂運亨。通過這樣的方法論分析他們的“行動”，可以看出如下的特征：第一，兩個人都受過傳統(tǒng)的生活教育，后來受到基督教和西歐近代主義教育的影響，接觸到西歐社會主義，這些多種多樣的思想和經驗相互沒有隔絕，而是在自身當中統(tǒng)合了；第二，在接受新的思想和實踐上，兩個人都不是無條件的接受，而是結合國情和自己的觀點重新解釋后接受；第三，由于這些理由，他們能夠成就合作并在推進合作上發(fā)揮靈活性，同時在合作上也能夠擁有主導權；第四，盡管這樣，其靈活性還不夠堅固到可以克服國內外越來越激化的矛盾。由于這些理由，在他們去世后，合作只能走向決裂。第四章從“思想”的角度來討論孫中山和呂運亨的政治思想。本文根據(jù)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即民族、民主、民生主義及其亞洲觀的分類方法來分析孫中山和呂運亨的政治思想，然后對于各個思想考察其思想淵源。通過這些方法分析他們的“思想”，可以看出如下特征：第一，積極接受西方政治思想并應用在當時情況當中；第二，沒有無視傳統(tǒng)思想，在當時情況中對其進行了再解釋；第三，存在著對于自己的思想可以多樣地甚至是相反解釋的模糊性。第五章對孫中山和呂運亨各自從“活動”和“思想”的角度進行綜合的比較分析。本文利用“向心力／離心力”的模型把孫中山和呂運亨從情況結構、關系結構、思想結構三個側面進行比較分析，顯示出了如下的共同的特征：第一，從情況結構側面來看，兩個人都在當時面臨著為了統(tǒng)一分裂的國家（民族）而要增強力量的必要性。同時對外在蘇聯(lián)的出現(xiàn)和資本主義國家的壓迫這兩個理念對立的影響下，他們在中國和韓國找到了自己的“合作者”。由于這樣的國內外的條件，“合作”形成了，但是隨著彼此間的目標沒有通過合作相互調整達到統(tǒng)一，因而矛盾一直累積下去，最終合作還是破裂了；第二，從關系結構側面來看，當時中國和韓國所經歷的極度混亂又四分五裂的狀態(tài)使民眾和諸政治勢力產生了對統(tǒng)一的渴望，孫中山和呂運亨擁有的政治領導力適合這樣的時代要求而發(fā)揮作用了。但是由于外勢和買辦勢力的頑強抵抗，孫中山和呂運亨的革命勢力內部也發(fā)生了主導權爭奪，合作遇到了很大的阻礙；第三，從思想結構方面看，兩個人都借統(tǒng)合的中庸的思想跟多種多樣的政治思想進行溝通，但是這一點隨著強求兩者擇一的思想的硬直性的加速，失去了統(tǒng)合的調整力。另一方面，在孫中山和呂運亨的比較研究中出現(xiàn)差異點的最本質的原因是：第一，殖民地經驗的有無；第二，蘇聯(lián)和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的對立程度。由于這兩種原因，在自主的近代國家建設上呂運亨比孫中山處于更惡劣的環(huán)境中，呂運亨的被暗殺戲劇性地表現(xiàn)出了這一點。以上述的本論為基礎，在結論中探討了孫中山和呂運亨給我們當代帶來的歷史啟示：第一，關于統(tǒng)一問題，孫中山和呂運亨進行的“合作”運動有很大的歷史意義。帶給我們的首先是自主，其次需要更加包容的態(tài)度而不是硬性的理念的教訓；第二，關于政治民主問題，合作和統(tǒng)一的基礎是“民”；第三，關于民生問題，孫中山和呂運亨都追求經濟發(fā)展和財富分配的協(xié)調與均衡，其目標是人民的民生問題。這一點告訴我們，如今中國和韓國的經濟發(fā)展和財富的分配不只是在于國家國力的成長或體制的安定，而是其追求的根本目標在于“人”；最后關于亞洲和世界和平問題，筆者認為孫中山稱為“王道/霸道”的文化、道德模型，在文化和精神價值越來越重要的今天，立足于世界范圍的普遍的文化價值上，對于重新發(fā)現(xiàn)亞洲的價值，有很好的洞察力（insight）。還有，呂運亨為了被壓迫民族解放，積極參與中國革命，可以評價為留下了東亞地區(qū)為21世紀和平的國際關系要相互協(xié)力的很好的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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