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山集·后山集

　　清乾隆三十七年，乾隆皇帝弘歷下詔，開四庫全書館，次年敕修“四庫全書”。自唐宋以后，歷代王朝便形成了收集編纂典籍的傳統(tǒng)，唐代有《藝文類聚》、《北堂書抄》，宋代有《太平御覺》、《冊府元龜》，特別是明代永樂年間編纂的《永樂大典》，共二萬二千九百三十七卷，收入圖書七八千種，堪稱鴻篇巨制。清朝康熙、雍正年間，清王朝又編纂了《古今圖書集成》一萬卷。到了清乾隆年間，安徽學政朱筠以為《永樂大典》收錄圖書未為盡全，因此上書建議向民間廣泛征求佚書，同時，設立專門機構，對翰林院所藏《永樂大典》進行校輯。于是，乾隆皇帝下詔開設四庫全書館，委派紀昀等著名學者一百六十余人，開始編纂《四庫全書》。編纂《四庫全書》首先是在全國范圍內征集圖書，從乾隆三十七年開館征書，至乾隆四十三年，歷時七年，共征集圖書一萬二千二百三十七種；然后是整理圖書，由四庫館臣對內府藏書以及從各地征集的圖書進行校訂，提出應抄、應刻、應存的具體意見。其中，應抄、應刻之書被認為是合格的著作，被收入《四庫全書》，而應存之書則不能收入四庫全書，僅僅是在《四庫全書總目》中存目。《四庫全書》分為經(jīng)史子集四部，收入圖書三千四百五十七種，凡七萬九千零七十卷，裝訂成三萬六千余冊，六千七百五十二函。成為中國歷史上卷帙最多的一部著作。《次山集·后山集（集部13）》的出版發(fā)行無論是對于歷史文獻的研究整理，還是對于中國古代歷史與思想文化的研究，其積極意義都是不言而喻的。同時，由于《四庫全書薈要》本來就是書中精品，再輔之以現(xiàn)代的印刷技術，這套書也理所當然地應該成為大小圖書館和個人收藏的珍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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