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漢學：邊臣與疆吏（第十二輯）

　　本輯一共有19篇文章，大致分為兩個部分，分別對應本次“中國歷代邊臣疆吏”研討會的兩個方向，即中國邊疆官員的形成和仕途，以及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間的關系。其中的焦點有中央政府為了管理這些地區(qū)而確立的職責、邊境官員的性格、他們所擁有的資歷。目的要了解是邊境影響了官員的任命，還是這些管理者賦予邊疆以特殊性。最終，我們可以分析政府政策和被任命人在多大程度上影響了這些地區(qū)的發(fā)展，乃至國家的政治走向。此外，中央政府的代表，他們的行為和個性也影響了政策的制定，以及這些人對邊境的認知程度。本書研究涉及的時間跨度非常大，從漢朝一直到清朝，研究的個案也各不相同，其重要原因在于不同地區(qū)歸人中國的過程并不相同，也不呈線形發(fā)展。其類型是多樣的，發(fā)展也是很曲折的：首先，有一些是無主之地；其次是邊境地區(qū)或者緩沖地區(qū)；最后是一些界限明確的行政單位。因此，地區(qū)不同，其模式和所經(jīng)歷的時間也不同，并會導致一些特殊的政府機構的出現(xiàn)。根據(jù)遭遇的對手、所處的時代（包括內外局勢）以及所派出的代表，中央政府對邊境地區(qū)的占領或統(tǒng)治也會在時間和方式上發(fā)生變化。吳勞麗研究并指出了19世紀末中國對西北“新邊疆”在認識和管理上的變化，在那個時期，一個更為行政化的體系緩慢地被確立起來，進而取代了之前擴張時期的軍事考慮。從突厥斯坦到西南，再到臺灣，在中國歷史上，這些邊疆地區(qū)經(jīng)歷了無數(shù)次的反叛和動蕩，這通常反映出民生疾苦，或者一些管理者在治理邊疆的過程中所犯的錯誤。多樣化只是邊疆治理和發(fā)展中的一個方面。除此之外，我們是否還能通過研究中央政府官員及其所處環(huán)境來總結出一些共性特征或者發(fā)展趨勢呢？這些文章都強調并提到了政府對于邊境地區(qū)官員選派的重要性。不管他們是否完成了使命，這些文武官員大多數(shù)都是少有的邊疆“專家”，他們對自己所管轄的地區(qū)非常了解（見周偉洲的文章）。他們的知識或者來自家庭背景，或者由于他們曾經(jīng)在這些地區(qū)和前任官員一起工作過，或者因為這些官員曾經(jīng)履行過特殊的使命，因此他們在這些地區(qū)任職很有經(jīng)驗（見斯加夫的文章）。他們也可能就是當?shù)厝?，在清朝初期，特別是在福建省，很多在沿海服役的水師軍官就屬于這種情況（見柯蘭的文章）。在這些邊臣疆吏中，不乏精明強干者，他們有些人洞察秋毫，能施行因地制宜的政策（見莊吉發(fā)的文章），而且還懂得當?shù)胤窖?，非常了解當?shù)氐娘L俗民情。有時中央制定的政策也會根據(jù)他們所提供的信息或者提議而改變（見羅薩比的文章）。這些信息都是他們在邊疆或京城居住時期，通過接觸外國使臣、商人和當?shù)厝说人鸭鴣?。比如，松筠就他的西藏之行寫了大量的筆記，這些材料很可能使得后來到這些地區(qū)任職的官員能更好地了解這片土地（見馮明珠的文章）。此外，很多被委派到邊疆擔任要職的文職官員也精通軍事，他們通常也會根據(jù)形勢和自己的判斷而毫不猶豫地使用武力，以保障邊疆的安全。他們中一些人本身就是武官，在其一生中曾被派遣到多個前線，經(jīng)歷多次危難時期；有時被作為特使去結束那里長期的動蕩，恢復秩序和安定。?？蛋玻?？—1796）就是如此，他在乾隆年間多次鎮(zhèn)壓了規(guī)模較大的暴亂，與其說是因為他有管理軍隊的智慧和才能，不如說是形勢所迫、臨危受命。然而他出使西藏不僅有助于解決沖突，而且也加強了清朝政府文職官員在西藏的作用（見谷嵐的文章）。事實上，與會者的這些文章都不約而同地證實了武官在邊境管理中的重要作用，這尤其反映在對新邊界地區(qū)的治理進程中。也就是說，當局勢穩(wěn)定后，官僚機構通常會取而代之，但是軍事統(tǒng)治有時也將繼續(xù)維持，正如在北方邊境地區(qū)。在明清時期，在此前的朝代可能也是如此，當這些人前往平定叛亂時，往往會與先前合作過的文武官員在一起。比如，福康安曾在四川（1773— 1776）和阿桂（1717—1797）一起并肩戰(zhàn)斗，后來兩人又在甘肅共同平定穆斯林叛亂（1784）。在西藏的時候，?？蛋采磉吘陀性?jīng)在四川、甘肅和臺灣 （1787）和他一起工作過的海蘭察（？—1793）。極有趣味的是這三人的上下級關系，是處在微妙的變化之中的。此外，他們的合作也不一定出于他們的本意，特別是海蘭察，他的軍事才能使他享有良好的聲譽。或許這是?？蛋灿幸庖蟮木壒?，因為福康安和朝廷保持著良好的關系，希望能有他欣賞的人來輔佐自己?；蛟S這些合作是由中央政府指定和安排的。在?？蛋埠团c他合作過的這些人之間，也許沒有裙帶關系。但是在其他地方存在的這種關系很明顯，而且情況不一：他們有的是親屬，有的是朋友（比如在一次合作之后，在長期共事之后），還有的是同鄉(xiāng)等等。第一種情況的絕好例證之一就是程節(jié)和程鄰父子，他們的影響在西南邊境持續(xù)了30多年（見黃寬重的文章）。程節(jié)被派至廣西一事本身可能就不是偶然，因為那里的熊本是他的同鄉(xiāng)兼學友。至于由鄭之龍來管理部分軍隊事務，事實上就是授予他福建省海岸的控制權，由此明朝不但化解了一種危機，同時通過鄭之龍的直系和嫡系集團保障了該地區(qū)的穩(wěn)定（見李國強的文章） 。清初，來自福建南部的軍官指揮的海上行動就得到了各種切實有效的支持，甚至包括了民眾的廣泛支持（見蘇爾夢的文章）。在通常情況下，政府也會支持這些關系網(wǎng)絡以便更好地管理邊界。出于同樣的目的，在中國邊境上，政府還經(jīng)常和地方名流結盟（見方鐵、王希隆的文章），或者建立土司，以維護邊疆的統(tǒng)治（見王希隆的文章）。朝廷給其中一些首領足以讓他們確立權威的地位和／或職務，寄希望于他們的合作，王希隆的文章就清晰地說明了這一點。這些人接受中央代表的管理，但他們又是民眾和地方政府的中介，通常負責收稅和維持治安等等。職務分工在某種程度上存在于其他方面，特別在異族統(tǒng)治時期更具有戰(zhàn)略意義。元朝時期，蒙古人和色目人在嶺北行省的管理中擔當了最高的職務，而在漢朝，他們只處于底層（見洪金富、趙琦的文章）。這種情況在清朝也存在，當時在北方和西北各省，漢人的官員都被排除在高級職務之外（見吳勞麗的文章）。除了種族因素，政府對派往邊境的高級官員的信任也建立在對他們的重視之上。京城和邊境之間的來往公文需要時間，因此，有時疆吏需要在等到中央的首肯之前就要做出決定。同樣，中央政府的一次人事調動可能顛覆對邊遠地區(qū)的統(tǒng)治政策，并否定某種運作方式。朝廷經(jīng)常向在這些邊境地區(qū)主持軍政的高級官員征求意見嗎？這是無法確定的，并且中央政府的人事變動往往會導致其政策的改變，并對地方局勢產(chǎn)生深遠的影響，在 11世紀時就是如此（見方鐵的文章）。在這種情況下（當然還不止于此），一些朝廷派遣到邊境的官員不一定是朝廷意志的忠實執(zhí)行者，而另外一些官員則是完全遵守中央作出的決定的（見張云的文章）。歷史上的邊臣疆吏，即使具備以上所說的綜合條件（即他們對所管轄地區(qū)的了解、工作能力、軍事才能、關系網(wǎng)等），也不能保證完成他們的使命。而他們若要有所作為，還必須有中央政府的支持。沒有這種支持，通常需要大筆資金的邊境治理是無法完成的（見徐曉望的文章）。一些失誤很可能由此而來：如專制獨裁、國家財政的濫用和挪用等。這些官員必須在京城有牢固過硬的關系作靠山。當然，還要取決于內外形勢尤其是朝廷的態(tài)度和決策。比如，明誼主持的中俄談判失敗，主觀原因是他玩忽職守，遇事推諉，但政府軟弱無能，無法抵御和遏制俄國的擴張野心，因此不敢授予談判代表足夠的權利，也是客觀原因（見陳維新的文章）。19世紀中期以后，朝廷面臨種種危機和困擾，顧此失彼，險象環(huán)生，它所關注的的焦點更多是南方而不是西北方，此為國衰勢弱的必然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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