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歧路燈》的出現不是偶然的。它是古典長篇小說由寫英雄傳奇轉到寫社會生活這一歷史潮流的產物,標志著長篇小說發(fā)展史的第三階段已經成熟。雖然李綠園在《歧路燈》中批評《金瓶梅》是“誨淫之書”,但是在用鄉(xiāng)土語言寫社會生活這一點上,作者不可能不受《金瓶梅》的影響。另外在明末的“擬話本”中,描寫世態(tài)人情的作品已成風氣,加上元、明兩代表現市井生活的戲曲、俚曲以及從宋朝開始興起的風俗畫等方面都在發(fā)展·形成一股文藝潮流,推動著文學史必然將出現新的運動。歷史的形勢已成,只等待這方面的長篇小說出現。我們沿著這一歷史發(fā)展道路看,就容易看清楚《歧路燈》在我國小說史上的重要地位。1927年經馮友蘭、馮沅君兄妹將前26回??睒它c,在北京樸社出版一冊,沒有引起國內文藝界的重視.遂使這部小說繼續(xù)埋沒了50多年。另外,《歧路燈》除能夠給我們文學的欣賞趣味和幫助我們了解封建社會歷史的生活外,還有在思想上的借鑒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