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人之大成，同樣是一項頗具意義的學術使命，集大成者可成大師。被稱為“傳播學鼻祖”、“傳播學之父”的美國傳播學家施拉姆，對傳播學發(fā)展的最大貢獻就是集大成。集大成并不是抄襲雜糅，集大成也是一項創(chuàng)造性勞動，是對他人已有成果的吸收、消化和借鑒。施拉姆畢生致力于對與傳播學有關的學科和理論進行整理、提煉與綜合，從而建立起傳播學的體系構架，使之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大師雖難以望其項背，然垂范于后世的做人、治學的精神、風范和原則，則值得我們永遠學習。凡人類文化史上的大師級人物，無不把對歷史和未來負責的精神和崇高的使命感當作自己著書立說的原動力，承先啟后的文化傳承需要高度的責任感和使命感。魯迅先生告誡文學青年不要“聰明誤”（《魯迅譯著書目》），他“俯首甘為孺子?！?，血薦軒轅，鞠躬盡瘁，死而后已。他曾寫道：“記得三四年前，有一個學生來買我的書，從衣袋里掏出錢來放在我手里，可錢上還帶著體溫。這體溫便烙印了我的心，至今要寫文字時，還常使我怕毒害了這類的青年，遲疑不敢下筆?！保ā秾懺冢▔灒┑暮竺妗罚┰诹硪黄恼轮兴麑懙溃骸邦B劣、鈍滯，都足以使人沒落，滅亡。童年的情形，便是將來的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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