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部《中國思想小史》中，他極力地把現(xiàn)代思想與古代思想連接起來，從古代一直敘述到當下。例如在第二十章中，他對剛剛發(fā)生的新文化運動有他相當獨特的評價。當然，他首先還是肯定新文化運動的成績，在他的總結中，新文化運動的成績是多方面的，但是，他從思想史角度提出一個問題，“培植這個新文化運動的種子的人是誰”？他認為不是陳獨秀，也不是胡適，而是章士釗及《甲寅雜志》。乍看上去，這種說法似乎與我們現(xiàn)在的常識相去太遠，那么，為什么他會如此理解？他很坦率地說，這是因為章對新文化“有一貫的主張，而且是理想的主張，而且是用嚴格的理性態(tài)度去鼓吹的。這種態(tài)度確是當時的一付救時良藥。在當時舉國人心沉溺于現(xiàn)實問題的時候，舉國人心悲觀煩悶到無以復加的時候，忽然有人拿新的理想來號召國民，使人豁然憬悟于現(xiàn)實之外尚復別有天地”。但是，盡管當時看起來梁啟超從社會改造人手的影響很大，“五四”運動也跟著梁啟超的思路走，然而，章士釗卻主張從政治人手，看上去似乎很失敗，但是，從思想史的意義上看，應當注意的恰恰是章士釗和《甲寅》給新文化運動預備下的幾個基礎：一是理想的鼓吹；二是邏輯的文章；三是注意文學小說的意義；四是正確的翻譯；五是通信式的討論。而后來《新青年》的作者，恰恰多是《甲寅》的作者。當然，他們打倒孔家店和主張白話的激烈思路，引起了巨大反響，使得人們很容易把新文化運動歸功于他們，但是從思想史的角度要溯源的話，則應當看到章士釗和《甲寅》的位置。這一判斷當然與他的立場有關，他覺得，新文化運動雖然很可愛，但是它的問題是，“內容上是非常幼稚淺薄的，他們的論斷態(tài)度大半毗于武斷”。今天看來，常氏建立這一思想史的書寫脈絡，一是要從歷史上溯源，思想史要追尋真正的來龍去脈，發(fā)現(xiàn)“起于青萍之末”的端倪，一是希望表達他對當下的文化運動的態(tài)度，他覺得，需要的不是破壞式的激進，而是建設性的溫和。在思想的歷史研究中，他帶入了對當下的思索。《中國思想小史》，既顯露了他的思想才華，也暴露了他學術缺陷。這部書，不能算名著，但它卻是20世紀中國思想史研究歷程中薄薄的一頁，就是這一頁中也許包含了很特別的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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