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東十三行與早期中西關系

　　章文欽先生的專著《廣東十三行與早期中西關系》，由一系列專題研究整合而成，凝聚著多年潛研的心得。既有集腋之勞，又有成裘之功。作為一名同事和同鄉(xiāng)，對文欽先生在這項中年碩果表現(xiàn)出來的獨創(chuàng)性和會通性，我不僅贊賞和企羨，而且，也是津津樂道的。于是乎，便責無旁貸地扮演起撰序的角色。嶺南學人對廣東十三行的研究，起步甚早。七十多年前，番禺梁嘉彬先生已寫下奠基性的著作。盡管蜚聲學界，可惜繼者寥寥。究其原因，也許是由于行商史猶如遺民史和紅妝史一樣，在高唱戰(zhàn)歌的“史學革命，中，是難免被打入冷宮的。所幸文欽先生早歲師從戴裔煊教授，研治澳門史，深知行商制度對廣州口岸的重要性經(jīng)過言傳身教和潛移默化，在他身上終于留下不怕“冷”的師門烙印：甘于坐冷板凳，敢于鉆冷課題，善于作冷處理。近十余年，他不僅輯錄和箋注過明清時代的澳門詩，還點校過大量清代澳門中文檔案，從而，擴大了行商研究的史料基礎，并拓展了研究領域。綜合與分析并重，本書論述的“商欠”問題和對潘氏伍氏的分行研究，足以為證。所有這些，說明章文欽先生不愧為廣東十三行學術史上的后起之秀。梁嘉彬前輩如果地下有知，相信．出＝也會樂于“沙彌說法沙門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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