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和諧：廣西民族關系發(fā)展的歷史地理學研究》之所以值得關注，有以下幾個方面的原因。 首先是采用新的研究角度和理論、方法。以往以及當下研究廣西民族和諧發(fā)展的論著，都是從歷史學或民族學的角度出發(fā)，采用歷史學或民族學的理論和方法，雖取得相當豐碩的成果，解開了此中的某些奧秘。但是，結論還不能說是十分圓滿。本書作者意識到，在一個地理區(qū)域內，民族關系的發(fā)展狀況，既受民族政策等政治因素的強烈影響，同時又與地理環(huán)境尤其是與各自聚居地域的自然條件有著密切的聯系。僅從歷史學或民族學的角度，研究民族政策等政治因素對該區(qū)域民族關系的影響，顯然難以得出全面和周密的結論。因此，他們便轉換視角，另覓蹊徑，運用歷史地理學主要是民族地理學的相關理論和方法，并將它與歷史學和民族學的知識結合起來，深入探討廣西的民族地理及其對民族關系發(fā)生作用的機制，從民族地理分布格局、環(huán)境承載狀況、經濟地理及文化地理等幾個層面，揭示廣西民族和諧發(fā)展關系形成的地理因素，從而彌補了以往學術研究的不足。 其次，是資料翔實豐富。廣西僻處祖國南疆邊陲，文化教育的發(fā)展長期滯后于中原內地。加上廣西各少數民族絕大多數都有自己的本民族語言，卻沒有本民族的文字，在漢文化傳人并廣泛傳播后，壯族社會內部雖曾產生過“土俗字”，但始終未能得到普及，因此留下來的歷史文獻資料相對較少，而且極為分散。這就為研究工作帶來很大的困難。但本書的作者知難而上，他們除下大力氣廣搜博覽、翻閱了大量文獻資料外，還不辭辛勞，深入到左右江地區(qū)的百色、樂業(yè)、凌云、靖西、龍州、大新、憑祥、南丹、三江、羅城、龍勝、靈川、平樂、興安等地進行社會調查，考察當地的地理環(huán)境和自然條件，搜集各種資料。全書除利用社會調查中搜集到的資料外，還征引古代文獻170部；現代方志、地圖集16部；民國時期及現當代專著與調查報告100部、民國時期及現當代論文、工作報告、新聞報道47篇，資料翔實而豐富。這就為全書的撰述與論證，打下了扎實的基礎。 再次，是頗多新穎的見解。由于采用新的研究角度、理論與方法，作者能見他人之未見，在書中提出了不少從歷史學或民族學角度研究的論著未曾言說的見解。例如，作者在分析漢唐、兩宋、明清和民國時期廣西地理環(huán)境的承載狀況后指出，廣西歷史上隨著外來人口的大量遷入，土地的承載指數雖然有所變化，但始終未曾超過警戒線。因為外來人口的遷入，雖然使廣西人口不斷增長，但在明代以前，主要是分布在平原地區(qū)，這些地方尚有可供開發(fā)的土地；更重要的是，外來人口的遷入，又帶來先進的生產工具和技術，推動著土地的墾殖與糧食單位面積產量的提高，從而緩解了人口增長對自然環(huán)境的壓力。因此，廣西人口的增長始終沒有超過土地的承載力。這種人地關系的狀況，是廣西民族和睦關系形成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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