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大講堂

　　墨子出身貧寒，他深知下層勞動人民的疾苦，即使有了名氣，也沒有因為人們看重他而讓自己的生活改觀，為自己撈些好處。他始終都和學生們一起穿粗布，系草鞋，勤勞動，以吃苦為樂事，并自稱“賤人”。在他身上，真正體現(xiàn)出了艱苦樸素、勤儉節(jié)約的民族精神。只不過，用現(xiàn)在人的一些視角看來，似乎他活得有點不太“瀟灑”，而正是這種“不太瀟灑”卻讓他保持了生命永恒的輝煌，也正是這種不瀟灑卻倡導出了一個民族優(yōu)秀的品質——兼愛。兼愛，就是人與人之間寬容、平等、互相理解，強大的不欺侮弱小的，聰明的不欺侮愚笨的，富裕的不欺侮貧困的。在諸侯征伐，戰(zhàn)亂紛飛的年代，貧苦老百姓流離失所，家破人亡，對于他們來說，生的希望是渺茫的，只有死才是經(jīng)常光顧的，而弱小的諸侯國家則是強大的諸侯國家的口中之物，朝不保夕。墨子倡導的“兼愛”的根本出發(fā)點，正是為了阻止“強劫弱，眾暴寡，詐謀愚，貴傲賤”（《墨子·天志中》）的暴虐行徑，使弱小的諸侯國能擺脫滅亡的命運，使受欺壓凌辱的人民能過上平安幸福的生活。出于這樣為貧弱者代言的動機，墨子的“兼愛”學說總是著眼于實際的利益，讓每個人能夠得到看得見、摸得著的好處，實現(xiàn)“饑者得食，寒者得衣，勞者得息”的目的（《墨子·非命下》）。他說：“小國城郭之不全也，必使修之間。”（《墨子·非攻下》）這就是“兼相愛，交相利”的道理。很顯然，他的這些道理，都是真正從貧困的民眾和弱小的諸侯國家利益出發(fā)的。不論是君臣也好，父子也罷，讓他們在人格平等的基礎上做到真正相親相愛。這和孔子等級森嚴的以血親為宗法本位為核心的“仁愛”學說相比，是更加人性化的。墨子一生做過許多事，為“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而“摩頂放踵”。最經(jīng)典的就是“止楚攻宋”這件事，這也是墨子實踐“兼愛”思想中一個經(jīng)典的案例，墨子聽說楚國將攻打宋國，從魯國出發(fā)，只身赴險，走了十天十夜的路程才趕到楚國，先以道理說服楚王不要攻宋，又與公輸盤進行模擬攻、防演習，盡數(shù)挫敗公輸盤的各種器械，公輸盤的器械用完了，而墨子的器械還有贏余。公輸盤何許人也？是被后人奉為制造鼻祖的魯班先生。楚王見此，只好放棄攻宋。墨子就這樣化解了一場戰(zhàn)爭危機了。墨子就是這樣一個以自己實際行動來傳播著墨學的精神，始終向世人吶喊。但在當時混亂的年代，推行“兼愛”的學說難度可想而知，所以就有人問墨子：“現(xiàn)在天下沒有誰在行義，你偏偏自己受苦去行義，何苦呢？”墨子抬頭看了看天，回答道：“有一個人，他有十個兒子，只有一個兒子耕種，九個閑著，那么從事耕種的那一個兒子不能不加緊干活。什么緣故呢？就是吃飯的人多而耕種的人少，現(xiàn)在天下的人沒有誰不在行義，那么你應該鼓勵我行義呀，為什么阻止我呢？”如果把他的話拿到現(xiàn)在來看，是非常值得我們思考的，在這樣一個重物質輕精神，物欲橫流的社會中，在這樣一個“人人有希望，個個都無望”的氛圍里，很多人把錢看成了衡量一切的標準。時代總是或多或少有它的缺陷，總是將某一點推向極端的同時把其他扔到腦后，看清楚了這一點，我們不妨學學墨子，想想自己該怎么辦吧？

　　李世化，陜西榆林人畢業(yè)于陜西科技大學，文化出版創(chuàng)意人，曾在國企及多家文化公司擔任管理工作，策劃、撰寫多部圖書，代表作有《禪修養(yǎng)心》、《道修養(yǎng)性》等數(shù)部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