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晉演義

　　《晉書》百三十卷，相傳為唐臣房喬等所撰，蓋采集晉朝十有八家之制作，及魏崔鴻所著之《十六國春秋》等書，會而通之，以成此書。獨宣武二帝紀，與陸機王羲之傳論，出自唐太宗手筆，故概以御撰稱之，義在尊王，無足怪也。后書評論《晉書》之得失，不一而足，而《涑水通鑒》《紫陽綱目》敘述晉事，書法與《晉書》相出入者，亦不勝舉焉。愚謂當今之時，以古為鑒，不必問其史筆之得失，但當察其史事之變遷。兩晉之史事繁矣，即此內訌外侮之復雜，已更仆難詳。宮闈之禍，啟自武元，藩王之禍，肇自汝南，胡虜之禍，發(fā)自元海；卒致銅駝荊棘，蒿目蒼涼，鰲墜三山，鯨吞九服，君主受青衣之辱，后妃遭赭寇之污，此西晉內訌外侮之大較也。王敦也，蘇峻也，陳敏杜祖約也，孫恩盧循徐道復也，而桓玄則為篡逆之尤，此東晉內訌之者。二趙也，三秦也，四燕五涼也，成夏也，而拓跋魏則為強胡之首，此為東晉外侮之甚者。蓋觀于東西兩晉之一百五十六年中，除晉武開國二十余年外，無在非禍亂侵尋之日，不有內訌，即有外侮，甚矣哉！有史以來未有若兩晉禍亂之烈也。夫內政失修，則內訌必起，內訌起則外侮即乘之而入，木朽蟲生，墻罅蟻入，自古皆然，晉特其較著耳。鄙人愧非論史才，但據(jù)歷代之事實，編為演義，自南北朝以迄民國，不下十數(shù)冊，大旨在即古證今，懲惡勸善，而于《兩晉演義》之著手，則于內訌外侮之所由始，尤三致意焉。蓋今日之大患，不在外而在內，內訌迭起而未艾，吾恐五胡十六國之禍，不特兩晉為然，而兩晉即今日之前車也。天下寧有蚌鷸相爭，而不授漁人之利乎？若夫辨忠奸，別貞淫，抉明昧，核是非，則為書中應有之余義，非敢謂上附作者之林，亦聊以寓勸戒之意云爾。惟書成倉猝，不免詿誤，匡我未逮，是所望于閱者諸君。

　　蔡東藩（1877-1945），浙江蕭山人。1890年（光緒十六年）考中秀才。1910年赴北京朝考得中，分發(fā)福建，以知縣候補，因不滿官場惡習，于1911年稱病歸里。其后長期以寫作和在小學教書為生。抗日戰(zhàn)爭爆發(fā)，他不愿意在日寇的刺刀下生活，輾轉避難，顛沛流離，逝世于抗戰(zhàn)勝利前夕。蔡東藩是愛國者，他為武昌起義、共和初建興奮過、歡呼過，但不久即遭逢袁世凱竊國。蔡東藩幽憤時事，立志“借說部體裁，演歷史故事”，以歷史小說作為救國工具。自1916年至1926年的十年間，他夜以繼日，筆耕不輟，陸續(xù)寫成中國歷代通俗演義十一部，以小說形式再現(xiàn)了上起秦始皇，下訖民國的兩千多年間的中國歷史，加上另撰的《西太后演義》，總計約七百余萬字，成為中國有史以來的歷史演義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