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函套）

　　《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共三編八冊，匯集了作者六十年來討論中國歷代學術思想而未收入各專著的單篇散論，為作者1976-1979年時自編。上編（1-2冊）自上古至先秦，中編（3-4冊）自兩漢至隋唐五代，下編（5-8冊）自兩宋迄晚清民國。全書探源溯流，闡幽發(fā)微，頗多學術創(chuàng)辟，系統(tǒng)而真切地勾勒了中國幾千年學術思想之脈絡全景。本冊迄春秋，共收論文7篇。首先推論中國上古之時北方農(nóng)作物及山居情況，詳密考索華夏先民的基本生存境遇。再論周公對中國文化的影響與意義，探求《詩經(jīng)》的源流意蘊，考辨《西周書》之文體，發(fā)明《易經(jīng)》之旨趣，皆援史證經(jīng)，多發(fā)前人所未發(fā)。最后引經(jīng)據(jù)史，以春秋時代人的行為事例驗證中國文化之特殊性——道德精神，深細剖揭民族文化之生命內(nèi)涵。 第一冊：全書探源溯流，闡幽發(fā)微，頗多學術創(chuàng)辟，系統(tǒng)而真切地勾勒了中國幾千年學術思想之脈絡全景。本冊迄春秋，共收論文7篇。首先推論中國上古之時北方農(nóng)作物及山居情況，詳密考索華夏先民的基本生存境遇。再論周公對中國文化的影響與意義，探求《詩經(jīng)》的源流意蘊，考辨《西周書》之文體，發(fā)明《易經(jīng)》之旨趣，皆援史證經(jīng)，多發(fā)前人所未發(fā)。最后引經(jīng)據(jù)史，以春秋時代人的行為事例驗證中國文化之特殊性——道德精神，深細剖揭民族文化之生命內(nèi)涵。 第二冊：全書探源溯流，闡幽發(fā)微，頗多學術創(chuàng)辟，系統(tǒng)而真切地勾勒了中國幾千年學術思想之脈絡全景。本冊上起孔子，下至秦代，對儒道墨名四家思想，其內(nèi)容之異同出入，其年代之先后遞變，均有精確分析和詳密考訂；對于古今聚訟之問題，如《易傳》與《小戴禮記》諸篇之融會儒道，《大學》《中庸》兩篇中所未經(jīng)闡發(fā)之新義，也有獨到見解和圓通論定。幾篇論析名墨內(nèi)涵及其傳承衍變關系的文章也值得注意，如對《墨經(jīng)》和墨學晚期吸取儒道后思想之變化的分析，對惠施、公孫龍之間的內(nèi)部分歧及與西方邏輯學的異同等的論述，也深入淺出，獨辟蹊徑。 第三冊：本冊上起兩漢，下至南北朝，收文12篇。其重點，一在論本時代的文學，認為建安文學體現(xiàn)了“純文學獨立價值之覺醒”，為中國文學之轉(zhuǎn)折點，并溯源窮流，分析自《詩經(jīng)》以下至兩漢文學的功能性和非獨立性，而以《昭明文選》為其主要題材。一在論東漢以下之門第，分析魏晉南北朝的學術文化與當時門第的關系，舉凡當時門第在政治社會上，在學術思想上，在詩文藝術上，在有關中國文化傳統(tǒng)之種種關系上的反應和影響，莫不有所闡述，可謂發(fā)前人所未發(fā)。其他尚有根據(jù)陸賈《新語》，推求秦漢之際之學術；考釋“太史公”及司馬遷生年；論析《列女傳》中的中國道德精神；根據(jù)稀見材料，編為葛洪年譜，以揭破神仙家言之傳說等。 第四冊：《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四）》專論隋唐部分，重點論析唐代在中國學術思想史上的兩大貢獻——古文運動和禪宗，及一些關鍵人物，如王通、韓愈、柳宗元、六祖惠能等，通過上溯魏晉下究宋明，透徹地點出了中國學術思想轉(zhuǎn)變之大關鍵所在。 第五冊：《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五）》專論兩宋之部。作者把宋學分成三期，初期以胡瑗、孫復、歐陽修、范仲淹和王安石為代表，注重明體達用和道德文章，氣象闊大；第二期以周敦頤、邵庸、張載、程頤、程顥為代表，是正統(tǒng)理學的形成期；第三期以朱熹、陸九淵為代表，前者“和合一切”，后者則“掃蕩一切”?！吨袊鴮W術思想史論叢（五）》循此線索，對兩宋時期的思想大家與重要著作或做精細分辨，或做簡要述評，既在自孔孟、《易》《庸》、二程、朱陸的整個儒學系統(tǒng)中分辨其傳承異同和思想衍變；又從受儒釋道多方影響的中國學術思想史的角度對兩宋儒學的形成、抱負和特質(zhì)做了中肯而精當?shù)狞c評。 第六冊：本冊專論宋以后之學術，含有元一代，以迄明初。其黃東發(fā)、王深寧、吳草廬三家學述，敘朱學之流衍，可見元初學術思想之大概?！蹲x明初開國諸臣詩文集》正續(xù)編，舉諸家詩文，以證明初諸文臣留戀故朝舊闕，怯于進而勇于退。作者由文論史，抉隱發(fā)微，含蓄地批評了這些元遺民缺乏夷夏之辨和民族意識。《金元統(tǒng)治下之新道教》一文對以王重陽和邱處機為代表的新道教（全真教）的歷史成因及其三教合一、陽道陰儒的思想實質(zhì)有很深刻的論述，極有助于我們了解元朝復雜的思想狀況?！独韺W與藝術》一文，則專舉繪畫一事，以發(fā)明學術思想與藝術之相互關系，可為研究中國藝術史者啟一新途。 第七冊：本冊專論明代之理學思想，以陽明學為中心。全書始于朱子學在明初之流衍的考察，其次則對程敏政和羅整庵兩位重要的朱學傳宗發(fā)微探幽，洞察到理學自身的發(fā)展及由理學向心學轉(zhuǎn)變的跡象。陽明學及王門后學為該書的核心，作者對王陽明“心學”思想的形成、衍變及其內(nèi)在矛盾都有很獨到的辨析；對王學的流變，尤其是以王龍溪和羅念庵為代表的浙中和江右王門思想之歧異也有很中肯的論述。而對晚明以顧憲成、高攀龍為代表的東林黨人力避王門后學之流弊，倡導由王返朱，高揚實學和事功也做了極有價值的分疏。全書以時間為經(jīng)，以人物及其思想為緯，提要勾玄地梳理了明代思想變化的脈絡。編末附《朱子學流衍韓國考》一文，詳論韓國理學重鎮(zhèn)李退溪、李栗谷、宋尤庵、韓南塘四人，以見出宋明理學對韓國以及周邊國家廣泛而深入的影響。 第八冊：本冊專論有清一代。作者為治清代學術思想史的名家，其《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影響很大。本冊各篇雖寫作時間跨度很大，但多為《學術史》后之作，因此某種程度上是對該書的補充增訂。作者四十年代還寫過一部專著《清儒學案》，惜在抗戰(zhàn)中沉埋江底。《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八）》收錄了1942年發(fā)表的《（清儒學案）序》，由此可略窺作者當年的寫作理路，殊為難得。

　　錢穆（1895-1990），字賓四，著名歷史學家，江蘇無錫人。1912年始為鄉(xiāng)村小學教師，后歷中學而大學，先后在燕京大學、北京大學、清華大學、西南聯(lián)合大學等數(shù)校任教。1949年只身去香港，創(chuàng)辦新亞書院，1967年起定居臺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