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語言研究一直都有為語文教育服務的傳統(tǒng)。中國古代的語言研究,是從關注兩大社會語言問題開始的:一為教兒童識字。如據傳為周宣王的太史所作的《史籀篇》,秦代李斯作的《倉頡篇》,趙高作的《爰歷篇》,胡毋敬作的《博學篇》,都是古代的蒙學課本;二為訓釋經書。也就是幫人讀經,《爾雅》《說文》等所開創(chuàng)的小學傳統(tǒng),就是經學的翼羽。中國古代的語言研究傳統(tǒng),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為語文服務。中國現(xiàn)代語言學一直在兩個領域非常用心,一是社會語言規(guī)范領域;二是教育領域(包括學校教育和社會教育)。早期關于國語/普通話的提倡、漢字的整理與改革、注音字母和漢語拼音的設計、民族語言的識別及一些民族文字的設計與改革、為推廣普通話而進行的漢語方言調查、《新華字典》《現(xiàn)代漢語詞典》的編纂、《通用規(guī)范漢字表》的研制等,都凝聚著幾代語言學家的心血與智慧。這是社會語言規(guī)范領域。在教育領域,王力、呂叔湘、黎錦熙、朱德熙、胡裕樹、張斌、陸儉明、邢福義等前輩出版的很多語法學著作,都首先是用于教學的。張志公先生曾經主持編寫了《暫擬漢語教學語法系統(tǒng)》,20世紀80年代進行修訂時,呂叔湘、史存直、朱德熙、胡裕樹、張斌、呂冀平、廖序東、張靜、黃伯榮、陸儉明、邢福義、李臨定、徐樞、饒長溶、施關淦、于根元、卞覺非、史有為、陸丙甫等先生都是參與者,《中國語文》還編輯出版了《漢語析句方法討論集》(上海教育出版社,1984年)。很多學術前輩一生都在關心社會語言規(guī)范,關注語文教育,非常了不起。改革開放以后,中國語言學研究與世界語言學研究的隔離狀態(tài)被打破了,不僅引進了結構主義語言學、轉換生成語言學、語用學、語言類型學、功能語言學、認知語言學等新理論、新流派,也向中國語言學界介紹了各種研究方法,語言學也逐漸與其他學科組成了交叉學科??梢哉f,中國的語言學研究已經得到了長足發(fā)展。但值得重視的是,語言學的知識基本沒有進入中小學的語文教學。也就是說,從改革開放以后,語言學的新知識、新理念、新成果,幾乎沒有與中小學語文教育相結合。為什么?有兩個原因:一是師范教育的原因,部分師范大學雖有“師范”之名,但在中小學師資培養(yǎng)上并不熱心;二是語言學自身的原因,中國的語言學希望成為“全語言”的科學,不愿被局限為“教學語言學”,甚至區(qū)分了“教學語法”和“科學語法”,這樣就相對削弱了對語文教學的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