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的文化認同

　　日本人的文化認同，是在與外來文明的持續(xù)接觸與交融中逐步構建起來的。自上古時期以來，日本在廣泛吸納外來文化的同時，始終不懈地探尋著自身的獨特定位，這一過程貫穿于其民族意識、語言體系、宗教觀念及社會思潮的形成與發(fā)展過程之中。日本列島與東亞大陸及朝鮮半島距離適中，這一得天獨厚的地理位置既促進了與大陸及半島的頻繁文化交流，又確保了日本文化的相對獨立性與自主發(fā)展。繩文人與彌生人的歷史融合，為日本民族的形成奠定了堅實的基礎。然而，日本早期并未形成獨立的文字系統(tǒng)，加之早期中國史書對日本的零星記載以及日本民族早期記憶的模糊性，一直給日本人的民族文化認同帶來了不小的困惑與挑戰(zhàn)。8世紀初成書的《古事記》與《日本書紀》，起初主要是為了證明天皇家族統(tǒng)治的正統(tǒng)性，而到了13世紀后半葉，它們逐漸被用來宣揚“神國”觀。在語言層面，日本人巧妙地借鑒漢字，發(fā)明了假名與訓讀法，使得漢語與日語實現了深度融合，這對日本文化的傳承與發(fā)展產生了深遠影響。盡管近代時期曾興起過“去漢字化”的運動，試圖通過限制漢字使用或改用羅馬字來推動現代化進程，但漢字最終因其與日本文化、思維方式的緊密聯系而得以保留。這一現象深刻反映了日本在現代化進程中與傳統(tǒng)文化的復雜糾葛與相互依存。在宗教與思想領域，日本更是展現出了融合與對立的雙重特質。江戶時代的儒者如藤原惺窩、林羅山等，提出了“神儒融合”的主張，試圖在本土神道與中國儒學之間找到微妙的平衡點。然而，國學者如本居宣長、平田篤胤等，則不遺余力地排斥外來文化，這種執(zhí)著追求背后，折射出日本在面對文明中心時的文化自卑感與身份焦慮。近代以來，日本對西方文明的吸收與抵抗，為日本人的文化認同問題增添了新的維度。福澤諭吉的“脫亞論”倡導全面效仿西方，推動日本的現代化進程；而岡倉天心等人的“興亞論”則標榜亞洲一體性，實則掩蓋了日本的殖民野心。戰(zhàn)后，丸山真男、加藤周一等思想家深刻批判了傳統(tǒng)天皇制與軍國主義，呼吁文化的開放性與多元性；而津田左右吉、鈴木大拙等人則強調日本文化的特殊性，以禪宗或傳統(tǒng)價值觀回應現代性帶來的挑戰(zhàn)?？傊?，日本人的文化認同在民族特殊論與文明中心模仿或對抗的兩種范式間搖擺。這種獨特的動態(tài)平衡，既賦予了日本快速吸收先進文化養(yǎng)分的能力，又使其在文化認同的構建過程中始終面臨著“主體性缺失”的困境。作者指出：日本尚未形成穩(wěn)固而獨特的“軸心”價值體系，而是在“中心”與“邊緣”的張力中不斷探索與調整。

　　彭曦，1964年生，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日語系副教授，東京外國語大學學術博士。代表性論文有“論九鬼周造的日本文化觀”（2016年），“廣松涉‘物象化’論發(fā)生學初探”（2018年），“廣松涉物象化論在日本左翼運動中的位置與影響”（2020年）；“The Co-construction of Modern Sino-Japanese Knowledge Systems from Eastern Learning”（2020）。主要譯著有《文獻學語境中的〈德意志意識形態(tài)〉》（2005年），尾藤正英《日本文化的歷史》（2010年）、加藤周一《日本文化中的時間與空間》（2010年）、中西進《日本文化的構造》（2013年）、《九鬼周造著作精粹》（201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