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中國學術如何“走出去”？好譯者是關鍵

為展現(xiàn)國際化學術合作成果、探討當代中國學術國際傳播的有效途徑，4月2日，“當代中國學術的國際傳播研討會”在復旦大學舉行。該研討會由復旦大學出版社、荷蘭博睿學術出版社（Brill Academic Publishers）主辦，學者葛兆光、陳建華、葛劍雄、陳子善、劉躍進、楊揚等參與研討會。

4月2日，“當代中國學術的國際傳播研討會”在復旦大學舉行。

“中國思想”帶去學術的負熵

近日，復旦大學教授葛兆光所著《中國思想史》與復旦大學古籍所教授陳建華所著《革命與形式》皆由荷蘭博睿學術出版社出版了英文版，分別為《An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China I & II》與《Revolution and Form》。

荷蘭博睿學術出版社副總裁Focko van Berckelaer說：“從很久以前開始，我們就已經(jīng)出版關于中國的很多出版物。如果我們想要更好地反映中國的情況，我們必須走進中國，讓中國的作者來寫關于中國的事情，并把這些出版物帶到國際上去，這也是我們至今為止一直在努力的事情?！?/p>

華東師范大學教授吳冠軍也是《華東師范大學學報》英文版執(zhí)行主編，他對跨語境的學術實踐感觸深刻：“我對社會科學類的翻譯不怎么焦慮，但文史哲的翻譯可謂‘苦不堪言’。針對不同讀者群，我們甚至可以說譯后作是一部新的作品。這些年國際學術交流很多，但全球化時代下中國學者沒有位置。比如大家都認可‘法國思想’，但沒有‘中國思想’，只有‘中國制造’，并且被定格到低端產(chǎn)品。其實從大的角度來看，西方思想呈現(xiàn)越來越同質化的現(xiàn)象，而中國思想之所以重要，是帶去學術的‘負熵’?！?/p>

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中心葛劍雄教授表示，中國的學術成果沒有翻譯出去則作用有限，“沈從文訪問美國引起旋風，有的讀者從東海岸跟到西海岸。其實沈從文的好多回答都是傅漢思翻譯的，好多聽眾聽得如癡如醉。所以翻譯的重要性，不言而喻?！?/p>

作者和譯者的共同再創(chuàng)造

葛兆光表示，所有翻譯成外文的著作實際上是作者和譯者共同再次創(chuàng)造的一個過程，“我的這本《中國思想史》，中文本出來的時候，是有1300頁。后來為了適應英文讀者，我們把它刪到660頁，這主要是為了英文世界的讀者?！?/p>

他也直言，書外譯的過程會遇到很多不如意的事，“《中國思想史》的翻譯，2000年已經(jīng)有人找過，但那翻譯稿看得我是一頭霧水，比如‘中國哲學史’就翻譯成 ‘zhongguozhexueshi’。我還有一本個人認為比《中國思想史》更適合給海外讀者的書——《古代中國文化講義》，當時找到的譯者承擔過很多所謂國家級的翻譯。但我一看譯稿，居然膽子大到能在百度上拷貝一段東西放在里面。所以找到合適的譯者是非常不容易的事?！?/p>

陳建華也認同找對翻譯者是“需要運氣”的?！拔覀冊诿绹吹胶芏鄰姆ㄕZ、德語翻譯過來的學術著作。但是對于中文來說，確實需要有一個階段的認知跟肯定。就我個人來說，把中文著作翻譯成英文，這里面的確是有文化之間的某些障礙。我也用英文發(fā)表東西，但是我更喜歡用中文來寫。為什么呢？因為你寫英文的時候，心目當中的受眾就是以西方讀者為主。但是寫中文是比較自由，偶爾還可以‘掉書袋子’。”

“我們討論當代中國學術的國際傳播這個重大課題，落實到具體的，你怎么尋找到好的譯者？我認為要是真正喜歡中國文化的，不是到中國來騙錢的那些譯者，這一點很重要?！标愖由迫缡钦f。

復旦大學教授葛兆光所著《中國思想史》與復旦大學古籍所教授陳建華所著《革命與形式》皆由荷蘭博睿學術出版社出版了英文版，分別為《An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China I & II》與《Revolution and Form》。

什么書是值得翻譯出去的書？

“老實說我們國家現(xiàn)在翻譯成外文書的不少。我不敢說我的書翻譯出去就是好書，但是我敢說很多翻譯出去的書是爛書。你了解不了解中文世界以外的讀者需要什么？”

葛兆光說，他眼里有三種書應該翻譯成外文，一種是有中國特色、風格和問題意識的書；一種是類似于教科書或普及讀物的作品，適合更廣大的閱讀者；還有一種是年輕學者的書。“現(xiàn)在有些年輕學者做得不錯，他們受到了很好的學術訓練，但是缺少很好的學術機會?！吨袊枷胧贰肥嵌昵暗臅?，1998年出了第一卷，2000年出了第二卷，可是我們現(xiàn)在還在出這個書?！?/p>

上海戲劇學院副院長楊揚提及，中國學術書的翻譯介紹確實是很難的課題，“國外圖書館很多關于中國文學、中國文化的書籍，從我們從事專業(yè)的角度來說，未必都是最專業(yè)的書。我們專業(yè)的書又有很多想被介紹出去?！?/p>

葛劍雄認為，“擴大中國故事影響力”的需要和“顯示學術水平”的需要應該分開來，“學術水平高，不等于發(fā)行量要大。就像中國媒體吹捧的大師可能在本行業(yè)都沒多少人知道。有所區(qū)別，這樣才是對我們學術支持，才能花得對經(jīng)費，才能讓作者和譯者的精力放在真正的地方?！?/p>

復旦大學中華文明國際研究中心教授金光耀也說：“現(xiàn)在的外譯項目有很多不成功的地方。中國學術的國際傳播，我們往往模糊了中國學術的概念。宣傳是一回事，學術傳播是一回事，我們還沒有做很好的區(qū)分。我有過一次評審經(jīng)驗，很多外譯書的選擇其實不是從學術考慮?！?/p>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劉躍進表示，大量非英語世界國家的讀者也渴望關于中國的普及型讀物，“我想到三個問題。一個是怎么找到中外讀者共同有興趣的話題，這就是‘選題’。過去我們只考慮‘推出去’，但現(xiàn)在還要考慮接受對象。第二是相近的思想方法。我們對研究中國傳統(tǒng)的著作往往是‘自說自話’，但中西方的思維觀念其實有很大差異，要考慮學術方法。第三是中西方交流中的語言問題。多數(shù)學者的著作‘味同嚼蠟’。我們要把最艱深的內容用通俗的文字表達出來，當然‘深入淺出’并不容易?！?/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