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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景不明?新冠疫情下的美國大學

疫情期間,有不少歐美高校通過利用Zoom等新技術或新應用開展線上教學活動。一些學者也在此時機拋出問題:線上教育是否會替代傳統的課堂教育,而成為未來高等教育的主要方式。美來自國南加州大學的瑞恩

【編者按】疫情期間,有不少歐美高校通過利用Zoom等新技術或新應用開展線上教學活動。一些學者也在此時機拋出問題:線上教育是否會替代傳統的課堂教育,而成為未來高等教育的主要方式。美來自國南加州大學的瑞恩·博伊德教授認為:看似平等且美好的線上教育,其背后蘊含著加劇學生之間的不平等的危險可能。貧困學生以及有色人種學生,并不能像精英學校的學生一樣輕易地接受線上教育。另一方面,博伊德也表示了對目前高校體制中有關兼職教授缺乏保護和支持的現狀的不滿。新冠疫情期間,缺少穩(wěn)定工作機會和支持的兼職教授所遭受的沖擊遠遠大于已經獲得終身教職的教授。總之,博伊德對高校毫無顧慮地擁抱新興技術充滿疑慮,新技術是否會成為高校管理者控制“不服管教”的教授和“麻煩的”公會成員的手段?技術是否又將替代“批判性教育”成為高校未來的主要教育理念?這都值得學者、學生乃至全社會思考與警惕。


一段時間以來,除了 “精英”學校圈子在不斷縮小,美國的高等教育界就沒什么好事了。去問問身為歷史學家和教授的凱文·甘農(Kevin Gannon)吧,他在《激進的希望:教學宣言》(Radical Hope: A Teaching Manifesto)中宣稱(這也是該書的第一句話):“在高等院校中教書一事,從未像我們當前所處的時代一樣艱難?!倍?,由于新自由主義緊縮預算的“扼殺”,學生的情況也很艱難:“在高等院校中,學習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困難。”盡管如此,執(zhí)教群體仍被期望在智力上具有“變革性”;學生則好像應當被大學生涯塑造,并對此心懷感激。身處搖搖欲墜的帝國,在不斷衰落的機構里,企業(yè)化的意識形態(tài)、標準化考試、學生貸款和龐大的兼職教授大軍主導著現實,教和學都變得異常困難。

如果說甘農的辯論文章,是在用其厚重描述性的、特寫式的、半民族志式的敘述,來力圖揭露“越來越糟糕的”教學過程和校園生活,那么布萊恩·亞歷山大(Bryan Alexander)的《學術的下一步:高等教育的未來》(Academia Next: the future of Higher Education)則是從3萬英尺的高空來看問題,并試圖找到將在未來幾十年持續(xù)發(fā)揮影響力的大趨勢。這些趨勢看起來很嚴峻。在書的結尾部分,布萊恩·亞歷山大分享了自己的灼見,“坦率地說,這些趨勢大多描摹出了一個具有挑戰(zhàn)性的(甚至近乎黑暗的)近期或者說是中遠期的未來”并且,“美國高等教育現在面臨著嚴峻的選擇:要么致力于實驗性的適應和體制改革,這往往要付出沉重的人力和財力代價;要么面臨痛苦地步入并不友好的世紀的處境?!?/p>

《學術的下一步:高等教育的未來》提出了一個令人感到可怕的擔憂,“在一場大流行病襲擊世界之后,學術界可能會像20世紀早期遭遇了大流感時一樣,經歷一段沒落的歲月”。這樣的疫情爆發(fā)將是一個“黑天鵝事件”,一次從根本上加劇當前狀況的,劃時代的破壞。亞歷山大認為,在大流行期間和經歷大流行之后,每一所大學都必須努力應對政治混亂、經濟不穩(wěn)定以及巨大的文化和技術變革。黑天鵝事件對高等教育的影響,和對我們社會的其他部分產生的影響一樣:暴露所有的裂縫、孔洞、薄弱的關節(jié)和發(fā)霉的補丁。猜猜新冠病毒接下來會影響什么?

一方面,新冠病毒大流行前后的世界將大不相同——幾乎沒有什么會維持原樣;另一方面,這場大流行僅僅是暴露和擴大了已經分崩離析的東西?;蛘?,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這次爆發(fā)既使以前寫的關于教育的一切顯得有些過時,又使某些文本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有意義。

面對高等教育,就像面對整個美國社會一樣,我們有兩條路徑可選:我們可以讓娜奧米·克萊恩(Naomi Klein)口中的“災難資本主義”變得充滿活力,利用這場危機來增加現有精英的財富和權力;或者我們可以像甘農(Gannon)所說的那樣,去擁抱廣泛的、集體的關懷倫理和“激進的希望” 。

我們想要一個什么樣的世界? 什么樣的大學將在其中運作?凱瑟琳·菲茨帕特里克(Kathleen Fitzpatrick)呼吁人們對大學的內部文化及其更為廣泛的社會文化角色進行“慷慨考慮”?,F在是看看我們能有多慷慨的時候了。沒有人知道會發(fā)生什么,這也為我們?yōu)榱巳说赖暮筚Y本主義未來愿景而戰(zhàn),而不去為甘農口中的“當前對‘死亡學?!男伦杂芍髁x式的迷戀”努力提供了更為正當的理由。

雖然甘農不喜歡用陳詞濫調來將教學描述成一種高尚或神圣的使命,但他是一位徹頭徹尾的老師。學習包括“批判性地拒絕遵守當前的局限”;同時,良好的教學可以“幫助學生積極地干預他們自己的現實”。

新冠疫情下的美國校園

如果你在2020年,在大學內教書,你很容易就會變得憤世嫉俗。正如眾人在Twitter上所說的,當你的班級太大或人數太多時;當教務長發(fā)郵件說,由于預算限制,今年不會因生活成本調整薪資時;當我們越來越多地通過類似公司的權力渠道來進行工作時;當令人毛骨悚然的教育科技公司侵入我們的課堂時;當人文學科的入學人數災難性地下降時;當立法者在削減預算的同時嘲笑教授們有輕松的工作時;當一次又一次的民意調查顯示,公眾(尤其是在保守派中)對高等教育這一理念的反感日益加深時,你很容易感到希望的幻滅?,F實與教授是開著沃爾沃、擁有大房子的中產階級專業(yè)人士的固有偏見不同,我們大多數人更像是能勉強能賺到我們的房租的、擁有博士學位的服務業(yè)工作者。

而美國社會在對待學生群體時,也同樣(甚至更加)粗暴,他們除了讓學生們面對將來的物資稀缺和不穩(wěn)定性外,幾乎不會對他們的未來做出任何貢獻。甘農寫道:

如今的大學生,遠不是作為被認可的“天選之子”(entitled snowflakes)的一代,而是被圍攻的一代。他們得到的資助和支持更少,在功能失調的機構中學習,生活在一個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分裂和兩極分化的環(huán)境中。他們比以往任何一代的學生的工作時間更長,他們處理的與焦慮和心理健康有關的問題也比他們的任何前輩都多,他們面對的畢業(yè)后經濟前景是如此黯淡,以至于嬰兒潮一代完全否認就業(yè)前景的存在。他們面對著所有這一切,并且被比他們處境好上一倍的前幾代人嘲笑,說這都是他們的錯。

然后,新冠病毒出現了。

面對這一切,甘農認為“我們默認的教學方法應該是富有同理心和友善的?!泵恳婚g教室都必須成為“一個強烈歡迎他人和有著最大限度包容的地方”。 憤世嫉俗的人,包括一些教授,會反駁說,這讓你變成了一個放棄所有嚴格態(tài)度的人。但實際上,善良和同理心是現實主義的更高形式——認識我們共同處境的方式。對甘農來說,同理心也意味著“懷著激進的希望而不是厭倦的犬儒主義”來進行教育。在某種程度上,這種理想主義是實用主義的——如果你不是一個虛無主義者,你會更容易起床去工作,而悲觀主義最終只服務于已經強大的人。沒有人需要一個精疲力盡、憤怒、絕望的老師。甘農在這里追隨了保羅·弗萊雷(Paulo Freire)的觀點,弗萊雷說:“我滿懷希望,不僅僅是出于固執(zhí),而是出于一種存在的、具體的迫切需要?!?/p>

帶著激進的希望進行教學,必然是政治性的(正如甘農強調的那樣,“中立是舒適的奢侈”)。我這樣說,并不是說有終身教職的激進分子在讓他們的學生發(fā)誓效忠左翼。我的意思是,如果大學的基本目標之一是教授批判性思維,如果這種批判包括質疑假設并包括去檢驗關于世界為什么是現在這樣的既定陳述,那么高等教育就可能威脅到已建立的政治秩序。被課堂激發(fā)和培養(yǎng)的好學生——在教育中是“動態(tài)的、不斷發(fā)展的參與者”——會提出問題。而現狀并不需要太多這樣的東西;人們最好還是閉嘴,簽署他們的學生貸款。在新自由主義對高等教育的戰(zhàn)爭中,亨利·吉魯(Henry Giroux)所稱的“批判性教育”(“讓知識變得有意義,從而讓它變得具有變革意義”的公共教育學),在一個由市場邏輯主導的世界中并不合適。

甘農也承認,當真正實施批判性教學法時,“你是誰”這一點異常重要。換句話說,獲得終身教職總比從事沒有工作保障的兼職好,兼職者做的任何激進的事情,比如讓學生設計教學大綱和作業(yè),或者完全取消字母評級制度,可能會讓雇主不滿。如果有區(qū)別的話,甘農對這個巨大的資格輕描淡寫地表示到:“如果你是一個新人,同時(或者)是個兼職教員,那么你可能沒有能力進行這種教學改革,你的行動范圍是有限的?!蔽揖驼f!當你在沒有辦公室,甚至在不知道你現在的學校下學期是否會雇用你的情況下決定革新你的教學實踐時,我只能祝你好運了。甘農對這個權力動態(tài)非常誠實,但我還是希望他能多說一些。畢竟,這是美國高等教育面臨的一大災難,它嚴重限制了教師的自由。

布萊恩·亞歷山大將《學術的下一步:高等教育的未來》獻給“所有為建設高等教育的未來,付出得比任何人都多,卻收獲得比任何人都少的兼職教授們”。 他還觀察到“趨勢和元趨勢(metatrends)都表明了美國高等教育的下降?!备鼮樵愀獾氖牵拔覀兛赡苷诮洑v自由主義教育與崛起的反自由主義之間的全球沖突?!泵鎸@些暗淡的前景,亞歷山大承擔了一個困難的項目,即描繪出學術界在未來幾十年,大約到21世紀中期的所有可能。作為一本“關于未來的著作”,他的書基于目前的趨勢作出了推斷,但亞歷山大很謹慎,尤其當他涉及到2020年之后的發(fā)展領域時,他呈現了多種可展開討論的、甚至有時是相互矛盾的敘述。

而在這些潛在的場景中,主題尤為突出。幾乎可以肯定的是,我們會看到一些不好的事情: 由于人口和經濟的下滑,大學將為爭取人數正逐漸減少的學生而展開爭斗;他們會雇傭更多身無分文的兼職教授,付給更多的高級管理人員更高的薪水;他們將把更大一部分工作外包給第三方企業(yè)家,這些企業(yè)有著像Schoology、InstaEDU、Smarterer和Knewton這樣諷刺的名字;盡管教師們反對,學生們也對此持懷疑態(tài)度,他們還是會將更多的課程轉移到網上,因為正如亞歷山大冷冰冰地表示,“低質量不一定是增長的障礙?!?/p>

也就是說,這并不是說我們一開始做得很好。甘農是對的:在大多數地方,情況對學生和教授都是不利的。在獲取資源和取得結果方面的巨大差異仍然存在,在該方面貧困學生和有色人種學生(尤其是黑人,拉丁裔和美國原住民學生)遠遠落后于其他族裔。所有的學生都背負著比以往更多的債務,同時經常在破舊的設施中上課。與此同時,目前的總教職人員中,非固定教職人員比例達到了驚人的73%,亞歷山大提出,到2030年,只有10%教職人員會獲得終身教職。他強調,各種機構對兼職勞動力的依賴,是一場“人道主義災難”,而且“學術勞動作為一個整體,在經濟和政治上已經貶值?!迸c此同時,“校園勞動的轉變”使得更多的行政人員賺得更多,但他們(特別是高層管理人員)往往做一些模糊的工作。在確保不用投入更多的資金的情況下,州立法機構似乎對此并不介意。亞歷山大認為,積極的工會組織和抵制是走出這一僵局的唯一途徑,但到目前為止,我們只看到零零散散的努力:“憤怒的教職人員通常沒有建立起足以改變領導者薪酬的政治聯盟?!?想賺取生活工資嗎?去做個副總裁或足球教練吧。

或者教師們可以加入教育技術部門。盡管MOOC(大規(guī)模在線開放課程)在2010年代中期遭遇了“炒作崩潰”,盡管存在著“教員抵制”技術化教學方式的“持續(xù)趨勢”,但校園仍在推進虛擬現實、增強現實、人工智能、在線課程模塊、專有應用程序和自動化。很快,相較于接受“批判性教育”,學生將更有可能獲得“信息體驗”??紤]一下亞歷山大參觀“增強現實校園”(“Augmented Campus”)的愿景; 他對此保持中立,但我對此感到厭惡,那感覺就像我發(fā)低燒一樣:

我們走在學生,教師和工作人員中,他們或是大步走動、或是在坐著或聊天,但他們當中戴眼鏡的人數比遙遠的2018年要多。有些人不戴這些眼鏡,但是如果我們仔細觀察,我們可以看到他們的眼睛里閃爍著微小的光芒,這似乎不會干擾他們走路或說話。

當我們去圖書館借參觀者的眼鏡之后,事情就清楚了。整個校園充滿了增強現實的內容和服務。人們通過眼鏡或隱形眼鏡(因此會有微小的閃光)來獲得AR。通過增強現實技術,教職員工和學生可以與互聯網進行互動,包括瀏覽時下的社交媒體、獲取課堂材料、進行購物和閱讀家里的新聞。音頻從連接到眼鏡或隱形眼鏡的耳塞被播放出來;微型麥克風可以接收到佩戴者所說的話。

也許我是個勒德分子(反對新技術或工作方式的人)。但是想象一下,隨著這種技術的融入,大學可以在行政渠道內建立和集中化管理自己的“全景式監(jiān)獄”。 這種技術化的監(jiān)督(對不守規(guī)矩的教授和工會工作人員的控制令經理們垂涎不已)將從資源充足的精英學校開始,但這種情況會逐漸蔓延開來。每個人都想跟上哈佛的步伐。

當然,新冠危機已經顯示出社會貧富之間的差距:社區(qū)大學將其wi-fi路由器轉向停車場,以便沒有家庭互聯網的學生可以在車上學習,其他學校則依賴Zoom訂閱和Blackboard門戶進行教學,并且可以假定大多數學生擁有穩(wěn)定的家庭寬帶。亞歷山大預測,這種鴻溝將會擴大。

他警告說,如果不進行認真的路線調整,我們將看到已經屬于惡性等級制度內的人員和機構之間的“隔離將進一步加劇”。貧困學生和有色人種學生將背負更多的債務、畢業(yè)率也會更低;盡管精英文理學院和一流的研究型大學將維持原樣,但大多數學?!绕涫菫榈褪杖牒头前兹藢W生提供教育的公立學?!獙ネ恕_@種“兩層格局”將與種姓制度無異。許多學校會因破產而倒閉,這就是亞歷山大所說的“棄后”(象棋術語,指放棄皇后來贏得生機)。在他所預測到的、最為艱難的情況下,我們將面臨這樣的處境:

在自動化和相關行業(yè)的推動下,社會經濟精英統治著一個社會,這個社會主要由被剝奪了權利的窮人或工人階級組成,精英們通過豐富的娛樂活動和無處不在的監(jiān)控來維持秩序。從范圍上看,這可能會成為一種近乎中世紀的存在,其社會基礎是貧困的技術農民,而其之上是規(guī)模很小的中產階級。

這是一個嚴峻的未來,伴隨著“犧牲策略,代價高昂,但旨在從可能的災難中拯救一些東西?!?/p>

但希望還是存在的,其體現在政治團結和對私有化數字技術的廣泛懷疑上。游說團Tenure for the Common Good,一直致力于建立一個終身教職與兼職教職的聯盟,于今年3月30日呼吁采取激進的措施應對新冠疫情,其中包括延長非固定教員的合同,并為目前在網上授課的兼職教授提供有力的機構支持。與此同時,約翰·華納(John Warner)在“高等教育內部”(Inside Higher Ed)這一有影響力的博客上駁斥了一些學者所鼓吹的謠言——即在危機期間,是探索通過像Zoom這樣容易被黑客攻擊的在線平臺進行教學的最佳時機。在他的網站上,亞歷山大寫了一篇關于緊急狀態(tài)對高等教育的影響的文章。他指出,大流行可能導致許多可能的情況,其中一些比其他情況更樂觀。其中有一種可怕的可能性,即一場持續(xù)一年或更長時間的“長期瘟疫”可能會摧毀世界經濟,并以遠比“大衰退”(Great Recession)更糟糕的方式對高校造成沖擊。

同樣,現在我們有兩條路:絕望或希望。我們——作為公民、家庭、學生、教師、工作人員——可以推動對美國教育方式(其中包括:免費公立大學)的重大改革?;蛘呶覀兛梢员罎⒊蓱嵤兰邓椎奶摕o主義者,并孤獨地死去。作出你的選擇。加農和亞歷山大的書清楚地說明了利害關系,以及如果我們想要生存甚至繁榮,我們現在應該向哪條道路奔去。

本文原刊于《洛杉磯書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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