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東的小說《扎根》《小城好漢之英特邁往》《知青變形記》最近以“年代三部曲”為名結集出版。以“年代”命名，很有意味，它疊合了故事的年代、寫作的年代和閱讀的年代，包含著歷史記憶、文學創(chuàng)造和當下體驗之間的互動、纏結與建構，而最終完成了一個文學意義上的抽象。這個抽象的年代意象當然是以具體的故事為支撐的，韓東隨父母下放到蘇北，在農村度過童年和少年的時光，便是故事素材的主要來源。
第一部《扎根》最具有自傳性。小陶一家從南京城里下放到農村，從明顯不適到漸漸融入，通過少年小陶的視角，小說的敘事漸次展現鄉(xiāng)村一隅里最普通的瑣細日常和生老病死，蓋房子，養(yǎng)狗狗，談戀愛，看電影，家常里短，鄰里關系，親人罅隙，等等，所有這些與那個時代的勞動改造、階級斗爭和時局變化或松或緊地交織著，但即便涉及迫害事件（如小陶的母親蘇群被隔離審查，侯叔叔在獄中的生活，老陶被開除黨籍），似乎也沒改變每日如斯的生活節(jié)奏，倒像只是增添了某些刺激。現在常有人感慨“時代的一?；遥涞絺€人頭上就是一座山”，但在《扎根》里，你會發(fā)現時代的重壓在生命的日常中都變成了漂浮的塵埃。
如果說《扎根》是風俗畫，那么《小城好漢之英特邁往》就是英雄傳奇了。朱紅軍這個人物，他與電過招、他去刑場看殺人、他為朋友挺身而出擺平縣城“狠人”、他夜里靜臥雪地“狩獵”、他率戰(zhàn)友突襲“敵軍”……他夢想著從軍打仗，戰(zhàn)死沙場，為民除害，為國捐軀，視死如歸。這夢想帶著那個年代特有的印記，卻生不逢時，隨著世事變遷逐漸漚爛、發(fā)酵、變質，最終通往自我毀滅，而人物內心深處那種特別單純而恒久的東西，映襯著時事之變，凸顯出生命脆弱而迷茫的面向。特別是最后幾章對朱紅軍與“我”斷絕關系的敘寫，一種既超然又傷感的感覺彌漫不去。
三部小說中，比較而言，《知青變形記》的故事最為荒誕。這故事在《扎根》里只是有點苗頭——小陶偶爾在街上看到人武部發(fā)的通告，一個知青因為奸污生產隊母牛、破壞春耕生產而獲罪?，F在這苗兒長成了大樹，知青有了羅曉飛這個名字。就在羅曉飛因為上述罪名而面臨被槍斃之際，神奇的事情發(fā)生了，村中長老決策，生產隊長操作，讓蒙在鼓里的羅曉飛充當范為國，而死去的范為國被當做自絕于人民的反革命羅曉飛。羅曉飛于是成為范為國，并與后者的遺孀過起了家庭生活，從一個城里來的知青漸漸地變成了一個地地道道的農民。這一身份變換顯然是身不由己，但后來的結局則完全是自主選擇——他本有機會變回身份，離開農村回城里，卻最終放棄，真的在農村“扎根”了。
這些故事當然可以說都屬于過去那個特殊的年代，那是一段不應忘記的歷史，而事實上這段歷史已經和正在被越來越多的人淡忘。忠實于這段歷史的講述，當是歷史書寫的責任，是對歷史學抱懷的期待。而文學較之歷史書寫，已經對這個特殊的年代做了足夠多的再現。四十多年來，虛構或非虛構的文學書寫中，無數人涉筆于此，與這個年代相關的“知青題材”“傷痕小說”“反思文學”這類概念已經寫進了文學史教程。那么韓東的小說，是為了加入已有的譜系而為之添磚加瓦嗎？在我看來，“年代三部曲”的旨趣不在這里。就像本雅明所說的，“將存在的事物化為瓦礫，并不是為了瓦礫本身，而是為了那條穿過瓦礫的道路”，韓東的這類寫作是一種具有破壞性的表達，沒有傷感或鄉(xiāng)愁，無意于控訴或反思，也并不承諾還原或見證，而更關心我們能否以及如何體驗和感受那個特殊的年代，最終將其視為我們每一個人都身處其中的年代。換句話說，這些故事不僅關乎過往，而且關乎講述和閱讀它們的此刻。
在這些小說的閱讀中，我們可以發(fā)現，人物命運與特定時代之間，不是被處理為因果的、再現的關系，而是構成了一種象征的、隱喻的關系。當然，韓東不是從觀念出發(fā)來達成這種小說方式，而是以歷練已久、成熟而富有魅力的語言，以既無炫耀之意，也無斧鑿之痕的敘述，將我們帶入曲曲折折的故事之中，讓我們在領略有如庖丁解牛，亦如運斤成風的從容之中，感受到生命個體的日常或無常。它們當然都烙著時代的印記，但當這些印記銘刻于故事的血肉之軀而難以兩相分離的時候，當我們隨著精心設置的、與人物相連的聚焦者去感知和辨識這些印記的時候，其間包含的個體與集體、記憶和遺忘、過去與現在、具體和抽象、傷感和冷峻之間形成的矛盾就凸顯出來。年代三部曲的敘事沒有企圖去消解這些矛盾，反而以之形成了敘事的張力，構成一種在底部支撐著敘事的情感模式，就像韓東的那首《溫柔的部分》，開頭寫道：“我有過寂寞的鄉(xiāng)村生活/它形成了我生活中溫柔的部分”，在經過具體的展開后，結尾到達的是另一種情緒：“這里永遠懷有某種真實的悲哀/就象農民痛哭自己的莊稼”。
在直觀層面，這些小說極有耐心地落筆于小事。譬如，即便是羅曉飛如此重大的人生變故，其命運轉折的關鍵時刻，也都是從他當時身處小屋，被為國的妻子脫掉衣服時，充滿模糊、困惑、尷尬的感知，一點一滴地展開來的。但是，這并不意味著小說追求瑣碎而純粹的客觀，相反，從某種意義上來講，它太主觀了，它想讓我們從另一條路——“那條穿過瓦礫的道路”——返回那個特殊的年代。平靜乃至冷漠的語調、極儉而精確的言辭里，是外部可視現象的直接呈現。這可能令人一時有枯澀之感，但當你順著細節(jié)的指引，觸摸其紋理和質地時，便會感知到人的生存中細小而不間斷的沖突，瞥見人的情感和心理的活躍，沉悶也就不期然地一掃而光，即便是最日常、最“低級”的瑣事，也具有震撼與感動的力量。
韓東小說中那些普通人物的故事，那些精確的細節(jié)，當然關聯著歷史的整體存在，是那個特殊的年代具體而微的投影；但是，對它們的講述和刻畫，卻不是為了再現一段歷史，也并非以局部顛覆整體，毋寧說，它在以小說的敘事將歷史上特殊的年代轉化成一個文學上特別的“年代”，一個以其自身的密度構筑起的誠實而堅硬的世界。地質學有個概念叫變余結構，指變質巖中由于重結晶作用不完全而仍然保留的原巖結構，因此它對查明變質巖的原巖類型具有重要意義。我想，韓東關于那個特殊年代的小說敘事便是這樣一種“變余結構”，對它的打量與觸摸，便可激活對那個年代的感知、想象和重構，如此，那個特殊的年代變成了所有閱讀者的年代，鑄成為一個富含隱喻的杰構，向所有的時空釋放其能量和光芒。
鄂公網安備 42010302001612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