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2014年開始，東南亞國家逐漸成為越來越多中國年輕人度假和旅游的首選，較低的物價、細膩的沙灘和蔚藍的海景，再加上異于中國的熱帶文化，都是吸引中國人涌入東南亞的原因。在疫情開始前的2019年上半年，到東南亞各國旅游的中國人數(shù)1520萬，雖然在經(jīng)過2015、2016年的瘋狂增長之后速度開始減緩，總體上還是處于不斷上升的過程中，中國的年輕人開始成為前往東南亞的主力，直到新冠疫情將這一趨勢打斷。
現(xiàn)在的東南亞包含了11個國家，從地域上來看，東南亞跨越了約35度的緯度和近50度的經(jīng)度，整個地區(qū)的地理環(huán)境差別很大，由伊洛瓦底江、湄南河與湄公河三大主要河流組成的中南半島，往東南方向走，則是涵蓋了一萬多島嶼的大巽他群島區(qū)域，再向北是菲律賓群島。同時這一區(qū)域涵蓋了一千多種不同的種族語言群體，分別信仰印度教、佛教、伊斯蘭教、基督教、儒教與各種不同的本地宗教，顯示出非同一般的豐富性和復雜性。
在《東南亞簡史》一書中，米爾頓·奧斯本認為盡管東南亞各個社會之間存在不一致，但是許多區(qū)域卻存在廣泛的相似之處，而這在很久之前就存在，比如東南亞國家的宮廷都采用相似的禮儀，以及大部分東南亞地區(qū)的家庭結構也基本相似，核心家庭或者說個體家庭是十分重要的。東南亞各地區(qū)的語言也具有統(tǒng)一性，而且這種統(tǒng)一性超越了國界，比如印尼/馬來語（也就是“南島語系”）的廣泛傳播，在現(xiàn)代文萊、東帝汶、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菲律賓，以及泰國南部沿海地區(qū)、柬埔寨和越南，都存在這歷史悠久的語言。
在差異性和統(tǒng)一性同樣存在的情況下，我們該如何理解東南亞？我們能將它當作一個整體來理解嗎？還是說其內部的差異太大，造成整體的理解其實不太可能？這些問題值得我們一直思考，而且可能永遠沒有確定答案，而是需要考慮特定的時期和關注特定的問題，本文試圖從自身觀察到的現(xiàn)實和東南亞的歷史中尋找答案。
馬尼拉城市景觀
邊界的確定：東南亞國家的出現(xiàn)
奧斯本認為現(xiàn)代東南亞歷史的一大特點是：在過去150年里，舊的松散邊界和行政安排變得更加緊密，舊的國家存在得以確認，一些新生國家也確定下來。其中最后一個獲得獨立的國家是東帝汶，1998年蘇哈托政權崩潰后印尼向民主政治轉變，在1999年公投后印尼做出了允許東帝汶獨立的承諾，在經(jīng)歷二十多年的長期抗爭之后，東帝汶最終在2002年5月獲得了獨立。
地處于中國和印度兩大文化之間的通道，海風帶動了這些區(qū)域之間的互動，每年的某段時間，赤道附近的信風會改變風向，在中國和印度（為當時兩大生產國和消費國）之間的海面上，為兩國商船提供一條便于通行的運輸航道。12月至來年3月，來自中國的東北風襲向南方。自6月到9月，海上的東南風又迅速朝北吹至印度。
早在1世紀，東南亞國家就開始了所謂的“印度化”（Indianisation），在這一時期，有限數(shù)量的商人和學者僧侶把各種形式的印度文化帶到了東南亞主要是中南半島，而大部分文化被當?shù)厝宋蘸笤偃谌氲剿麄冏陨淼奈幕小＿@并不是說本土文化完全被取代了，而是一個本土文化與印度的宗教、藝術以及政治理論相結合的過程，比如東南亞各國基本上沒有接受印度的種姓制度。
中國對東南亞的影響主要在兩個方面，一個是對越南的直接影響，到了18世紀，越南王國與中國在宮廷和官員設置方面頗為相似，如政府結構和禮儀，包括官員的選拔體系，服裝樣式、職權明確等方面，這也造成了越南在很多方面都是東南亞文化圈里的“特例”。另一個是與“南洋”長期的朝貢關系，到了13世紀，中國開始自己同東南亞展開貿易，打破了位于蘇門答臘島的海洋王國室利佛逝經(jīng)過多年的苦心經(jīng)營才達到的平衡。
從16世紀開始，葡萄牙、西班牙和荷蘭開始從歐洲到達東南亞國家，他們開始成為影響東南亞國家的重要外部力量。到了18世紀，英國、法國開始加入到殖民國家之列，到19世紀晚期甚至20世紀初，除了泰國之外，基本上所有東南亞區(qū)域都處于西方國家的殖民之下。歐洲勢力和思想對東南亞國家?guī)砹烁鞣N影響，比如西班牙一方面使菲律賓成為了天主教國家，另一方面將其從以小型社區(qū)為單位進行統(tǒng)治的方式中變成了一種高度分層的統(tǒng)治模式，這種高度分層直到現(xiàn)在還是菲律賓人的一大特征。
荷蘭對印度尼西亞的殖民過程則用了300多年。因為地域廣大的原因，由于經(jīng)濟需求（香料貿易）和在這一區(qū)域外國競爭壓力，其殖民過程在19世紀末期開始加速。到20世紀初，荷屬東印度群島的基本框架才構建起來，通過不斷的戰(zhàn)爭和簽訂條約，荷蘭宣布自己控制了從西部的蘇門答臘島到東邊的新幾內亞西部的所有群島，除了帝汶島東部小塊區(qū)域受葡萄牙殖民。荷蘭人建立的這一框架最終成為了現(xiàn)代印度尼西亞共和國的主要組成部分。
在馬來半島的三個英屬海峽殖民地雖然地處于馬來區(qū)域，但是當時其人口的增長主要來源于華人的涌入，以及后來的少量印度人，這也是現(xiàn)在這一區(qū)域沖突的歷史來源之一。英國在劃分新國界時也發(fā)揮了很明顯的影響，婆羅洲成為了東馬來西亞和文萊，曾經(jīng)的文萊蘇丹國被當作一個小飛地保留，在1888年成為英國的一個保護國。
東南半島的國家，除了泰國未受殖民之外，緬甸逐步被納入英屬印度的一部分，在英國殖民下逐漸確立了邊界。而越南、柬埔寨和老撾逐步被法國納入殖民范圍，以便利于他們與中國的貿易，老撾在當時其實還是由一些諸侯國甚至更小的國家組成。
歐洲國家的殖民本質上是復雜而且多樣的，包括經(jīng)濟轉型、資源掠奪以及關于“進步”的種種觀念，這些變化在多大程度上有益于本地社區(qū)是一個需要不斷追問的問題。不過在某種程度上，這一過程為現(xiàn)代東南亞國家基本確立了邊界，之后在經(jīng)歷了近百年的漫長獨立過程，現(xiàn)代的東南亞國家版圖得以正式確立。
從馬尼拉到雅加達：貧富差距的擴大
2017年2月，我坐宿務航空的紅眼航班第一次去東南亞國家菲律賓，凌晨五點到達馬尼拉國際機場，機場大廳里冷氣十足，我坐在候機處的木制座椅上昏昏欲睡，對面的Dunkin' Donuts在營業(yè)，不知道是整夜未歇業(yè)還是剛開門。兩個小時后坐上了轉機，十點左右到達薄荷島（Bohol）的塔比拉蘭機場，走出機場大廳，室外的熱烈氣浪和略帶咸濕味的海風撲面而來，隨之而來的是一群本地人試圖拉著我們打車，我跟幾個同行的中國小伙伴拼了個車，路邊是棕櫚樹、椰子樹、蝎尾蕉以及大部分從未見過的熱帶植物，鐵皮頂?shù)姆孔邮堑谝淮斡龅降臒釒厣?。阿羅娜海灘附近的當?shù)孛袼藓唵胃蓛?，房間里的空調噪音聲音很大，但是勉強能用，海灘邊是各種奢侈酒店和潛水店，里面塞滿了來自歐洲和東亞的年輕人，大多數(shù)店員是本地人，他們每月的工資比一晚的房費還低。
阿羅娜海灘
我決定去附近逛逛，轉到海灘背后沿著一條土路向前走，路邊有一些木房子，外墻已經(jīng)破舊，很久沒有修補，門外一個木棍上綁著幾只斗雞，旁邊還有養(yǎng)著牲畜的木棚，從掛著布條的窗口縫隙看進去，室內只有幾個簡單的木制家具，母親帶著幾個小孩坐在地上，十多歲的孩子穿著破爛的T恤，更小一點的則完全光著身子，他們看到我之后微笑著跟我揮手，好像并不感到意外。
返回馬尼拉后，我借住在一位菲律賓朋友位于馬卡蒂（Makatti）的單間公寓，公寓不大，但各種現(xiàn)代電器齊全，大樓頂層是私人游泳池，公寓附近是菲律賓最繁華的金融商業(yè)區(qū)，包括馬卡蒂街、阿亞拉（Ayala）街和最繁華的綠帶商圈，到夜晚時分，穿著光鮮的本地男女開著豪車，出沒于附近的高級飯店和酒吧。而跨越到帕西河之北，我們就到了世界上最大的貧民窟湯都區(qū)（Tondo），人們擠在簡陋的棚屋里，有些甚至直接露宿街頭，每天的生活是在垃圾堆里挑揀食物殘渣，加工之后再次食用，人均壽命也極短。據(jù)統(tǒng)計，大馬尼拉都市區(qū)接近1600萬人口中，35%生活在貧民窟，其中三分之二是兒童。
Tondo貧民窟
以此為開始，我因各種機會去了東南亞的不同國家，而同樣的感受不斷重復，在不同國家的首都，從馬尼拉、胡志明、吉隆坡到雅加達，總是可以看到鋼筋和玻璃建成的商業(yè)大廈，人群涌動的商場，豪華的酒店和會議大廈。而在繁華的商業(yè)區(qū)之外，總存在著另一片與之完全相反的貧民窟，更不用說遙遠的島嶼和鄉(xiāng)村了，高速的城市化趨勢帶來的并不是大多數(shù)人的美好生活。
實際上到了20世紀末，東南亞國家的宏觀經(jīng)濟普遍經(jīng)歷了一個增長的過程，東南亞相對開放、教育程度較高以及較穩(wěn)定的社會，吸引力龐大的外資，也使得這些國家已經(jīng)到達某種程度的穩(wěn)定狀態(tài)。而現(xiàn)今，越南、馬來西亞、菲律賓、印度尼西亞與泰國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都超過了3000美元，已經(jīng)成為了中等收入國家。但是長期超過10%的經(jīng)濟增長率，并不代表更平均的收入與財富分配，貧富差距與金字塔頂端的收入比例差距不斷增加。在世界銀行的一份調查中，印度尼西亞過去十年來的發(fā)展主要受惠者是20%的人群，其余80%的人口在收入上遠遠落后，而有40% 的人口的收入實際上低于聯(lián)合國規(guī)定的一天收入2美元的貧窮線。
來自歐美的觀察者們都試圖去解釋這一現(xiàn)象，比如新近出版的《季風吹拂的土地》的作者試圖回答這樣一個問題：為什么在東南亞國家有如此大量的資本和產值，為何始終無法促進社會或經(jīng)濟平等、正義與自由？他認為在權力結構上因為贍徇制（Patronage）與犯罪免罰這兩種屬于過去王權統(tǒng)治的統(tǒng)治手法的存在，長期阻礙了人民獲得自由。但是類似的答案不僅過于簡單，而且是在看似客觀的立場背后，用西方社會固有的價值觀去評判在此地發(fā)生的事情，對于本地文化規(guī)則要不是完全置之不理，要不就是從完全的負面角度去解釋，贍徇制（也就是貪污腐?。┰跁斜划敵闪藮|南亞所面對的困境的中心原因，但是這一看法實際上并未擺脫“歐洲中心主義”的陰影。
長期研究東南亞的人類學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他的一篇文章中給出了自己的解釋，他認為爪哇人很可能像柏拉圖一樣，并沒有抽象的權力觀念作為人與人之間關系的嚴格限定，但同時他們對“具體的”權力有著清晰的概念，它是宇宙中固有的一種神力（mana），可以在神奇之物、靈魂和人類（包括他們的性器官）中被發(fā)現(xiàn)。在他看來，深入理解本地人的內部觀念才是理解當?shù)匚幕年P鍵，這樣才可以一步步地從一個社會場域到下一個社會場域去（包括管理制度、外交、稅收、農業(yè)等等）打探究爪哇人所理解的理性，從而去解釋一些在外部人看來并不理性的行為。
多元統(tǒng)一：現(xiàn)實還是理想？
作為印尼的國家格言，“在差異中尋求統(tǒng)一”（Unity in diversity）在創(chuàng)立之初就被極具個人魅力的領導人蘇加諾確立，他一方面在領土爭端中保持強勢姿態(tài)，在西巴布亞島、婆羅洲北部的爭端中爭取民心，另一方面試圖通過所謂的“指導式民主”在印尼的一萬多個島嶼中形成“想象的共同體”——也就是印度尼西亞共和國。到了蘇哈托主政時代，每個星期六，從亞奇省到巴布亞省的全國公務員都會舉行升旗典禮，他們一律穿著款式雷同的爪哇蠟染服，衣服上都飾有象征印尼建國五原則的老鷹圖。
到了20 世紀70年代，為消除地方差異，使管理體系走向現(xiàn)代化，蘇哈托努力幫全國建立統(tǒng)一的政府架構，也鼓勵爪哇人施行“內部移民”，去其他島上出任公職或謀生，但實際上這種移民并未與當?shù)厣鐓^(qū)融合，而是自成一體。蘇哈托努力想要“將不同的種族融合成為一種人——印尼人?！?/p>
但是差異并未消失，印尼的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的沖突始終在不同層面上上演，在《印尼ETC.》一書中，伊麗莎白·皮薩尼介紹了不同的島嶼如何保持自己的傳統(tǒng)文化，比如擁有像煉乳或蜜糖一般“濃厚”或“粘稠”的傳統(tǒng)的西松巴島，島上特有信仰馬拉普教每年的習俗，“受苦月”期間，村民生活必須有所節(jié)制，婦女不得在天黑后搗米，也不能梳妝打扮、大聲奏樂，敲鑼、宰牲、慶典一律遭禁止，但慶祝受苦月降臨的活動仍可如常舉行。印尼許多島嶼的集體生活——出生死亡、結婚離婚、遺產繼承、文化保存、教育活動——全靠傳統(tǒng)知識與先人智慧奠定根基。
除了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的沖突，印尼所面臨的沖突還有分離主義，20世紀50年代，若干地區(qū)起而造反，西爪哇、南蘇拉威西、西蘇門答臘、亞齊省的叛亂分子渴望組成伊斯蘭政權與雅加達政府分庭抗禮，信奉基督教的馬魯古省也打算獨立。到了20世紀80年代末期，東帝汶、巴布亞、亞齊三地主動發(fā)起抗爭活動，但只有東帝汶在1999年獲得獨立，但是內部的分離活動始終是印尼面對的問題之一。
而在馬來西亞，主要的內部沖突發(fā)生在馬來人和華人之間（印度人相對較少），在19世紀殖民時期，由于商業(yè)的發(fā)展和人力的需求，越來越多的華人進入馬來西亞，華人進入了一些本地馬來人不愿意進入的行業(yè)，比如錫礦業(yè)的礦工和小商店的店主，再加上一些華人有經(jīng)濟上的優(yōu)勢，他們跟殖民政府一起成為了經(jīng)濟上占據(jù)了主導地位的群體。雖然馬來西亞作為蘇丹國，馬來人作為“國家的人民”享有特殊權利，但是華人在經(jīng)濟上的優(yōu)勢往往會引起當?shù)厝说募岛蕖?/p>
這種嫉恨的來源還來自于各種社會和宗教的因素，比如早期華人被當成了殖民征服的稅收員和代理人，華人在遭遇沖突時也不愿用印度尼西亞的習慣法來解決，而是訴諸于殖民政府法律，這些外來移民很難被當?shù)厣鐓^(qū)同化，他們自己也常常用“旅居者”（sojourners）自稱，因此受到的怨恨也越來越強烈。在獨立時，馬來人和華人的政治領導人達成了一系列諒解，這些安排的要點是：馬來人將在政治領域里占據(jù)主導地位，而擁有強大商業(yè)力量的華人則繼續(xù)以一個特權群體活躍在經(jīng)濟領域。
這樣相互妥協(xié)的安排并沒有給馬來西亞帶來和平，在1969年馬來人和華人在議會選舉的游行中爆發(fā)了持續(xù)了四天的野蠻全體暴亂，年輕的馬來人和華人相互攻擊，最后導致數(shù)百人死亡。其后政府通過修正憲法的方式強化了馬來人的特權，比如在包括議會的場所，馬來人的特權不容置疑，通過配額的方式增加馬來人進入大學的比例，以及“新經(jīng)濟政策”為馬來人的企業(yè)提供支持，以打破華人在商業(yè)上大獲成功的現(xiàn)狀。
緬甸內部的沖突根源則主要來自兩個方面，一個來自于不同的政治團體，以軍方為代表的團體支持保守主義，而以民盟為代表的政治團體則試圖推動民主化進程。另一個則是由緬人和其他族群之間的長期對抗引起的，這種沖突的根源更長久，主要族群緬族和幾個重要少數(shù)民族如撣族、克欽族、克倫族和欽族之間存在復雜關系，高地民族不愿接受緬族人試圖強加給他們的政府，原因之一在于緬族雖然人數(shù)上占優(yōu)，卻不像中南半島其他國家那樣主要民族占據(jù)了超過85%人口，雖然如此，這種高地少數(shù)族群和低地多數(shù)族群的分化狀態(tài)，實際上在這些國家內部也很普遍。
今年2月緬甸再次發(fā)生軍事政變，緬甸軍方領導人敏昂萊將民盟領導人昂山素季扣押，國內局勢一度混亂。我們或許可以從人類學的經(jīng)典著作《緬甸諸高地的政治體系》中得到一些有益的啟示。在本書中，英國人類學界試圖突破當時學界主流的結構功能論，提出了著名的“鐘擺論”，解釋緬甸高地民族克欽社會中貢薩和貢勞制度近150年時間的轉化。在克欽人的社會中，理想的貢薩制度是類似于生活在低地的撣人社會，有著等級嚴明的體系，而貢勞制度則認為所有的世系群都是平等的，但這兩個制度都因其內在的矛盾，在現(xiàn)實克欽社會中是無法做到的，因而只是理想形態(tài)，而在現(xiàn)實的克欽社會中貢薩制僅僅是一種暫時性的中間政體，它始終在貢勞民主制和撣邦君主制之間不斷“搖擺”。
這種“鐘擺式政治”在某種程度上也能夠解釋緬甸社會當今的局面，在今年2月的軍事政變之后，社會開始朝著類似撣邦君主制的集權社會轉變，這一轉變在西方社會看來是東南亞“民主”進程的又一次倒退。作為美國輸出的主要價值觀之一，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之后，“民主”被當成治療不同國家問題的良方，在國際組織的推動下，輸送到了世界各地，而弗朗西斯·福山提出了“歷史終結論”，但是近年來無論是各區(qū)域的現(xiàn)實政治，比如近期緬甸和阿富汗發(fā)生的變局，或是在學術界的不同意見也很多，比如約翰·米爾斯海默就認為冷戰(zhàn)之后的自由國際秩序只是一種“大幻覺”（The Great Delusion），世界將重回沖突的時代。
一直以來，人類學都有一個美好的想象，即來自不同文化的人無論差別有多大，在某種程度上都是可以相互的理解的，在這種理解的基礎上，不同文化、不同歷史和不同背景的族群都可以和平共處。但是東南亞的歷史在不斷提醒我們，理解是有限的，和平是暫時的，沖突是永恒的，歷史的發(fā)展過程只是從過去的錯誤中不斷的重復。
可以看到的是，隨著時間的推移，東南亞的現(xiàn)實正在變得越來越復雜，如果我們期望通過關注近期的發(fā)展得到一個籠統(tǒng)的概括，似乎不太可能，更需要通過對特定問題和情況進行關注以期達到更深的理解。但與此同時，位于現(xiàn)代和傳統(tǒng)之間的交際處，東南亞國家都試圖在兩者之間獲取某種平衡狀態(tài)，而理想的“多元社會”的實現(xiàn)，還需要東南亞人自己從歷史中吸取教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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