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佐藤慎一在比較中日兩國的近代歷史進程時提出這樣一個觀點：中國知識分子對近代文明接受的遲緩在于他們無法像日本一樣坦然提出“文明開化”這樣的口號?！芭c在文明開化的口號下大膽輸入西方制度的明治日本的指導者相對照，中國士大夫們對西方長處的認可只有機械技術和自然科學，但是他們之所見均難以視為對文明本質性的構成因素”（《近代中國知識分子與文明》，劉岳兵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11年, pp. 2,10）。換言之，與晚清士大夫們迷信技術相比，日本人領導者更相信制度，而這才是文明的本質所在。
在對明治日本體制的建設方面，伊藤博文（1841-1909）無疑是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他不僅是明治憲法的制定者、政黨制度的設計者，還是帝室制度的改革者，以及朝鮮殖民地體制的建立者。他與中國亦有深刻的淵源。除了在《馬關條約》簽訂之際與李鴻章的種種逸聞以外，伊藤博文還覲見過光緒帝，享有與之同坐的高規(guī)格待遇，差點成為戊戌變法的顧問。變法失敗后，他又庇護過康梁二人去日本，隨后又與張之洞、劉坤一等封疆大吏展開了廣泛的經濟合作?？梢哉f，這種經歷又反過來作用于他對日本制度的改革。
左：伊藤博文；右：中文翻譯版與日文原著
與以往學界把伊藤作為“無哲學的政略家”、“無思想的現(xiàn)實主義者”，“二流的政治家”的負面人物相反，在新著《伊藤博文》（張曉明，魏敏，周娜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21年，引用頁數略）中，瀧井一博先生從知識論的角度勾勒出一幅“熱愛知識、漸進改革、限制軍權”的伊藤博文形象。
瀧井一博早年畢業(yè)于京都大學法學部，最開始的研究對象是19世紀的維也納大學國家學學者勞倫斯?馮?施泰因（Lorenz von Stein）。早在其博士論文《德意志國家學與明治國制：施泰因的國家學軌跡》（『ドイツ國家學と明治國制：シュタイン國家學の軌跡』，ミネルヴァ書房，1999年）中，他就專門談到過施泰因的國家學說是伊藤博文制定明治憲法的主要知識來源。因此，瀧井對伊藤的研究也可謂是其博士論文的延伸。據瀧井回憶，這種學術發(fā)展路徑源自于他在京大求學期間，其導師河上倫逸的比較法律史和伊藤之雄的人物史觀念的強烈影響（魏敏，《專訪瀧井一博：作為日本式立憲國家之父的伊藤博文》，《澎湃私家歷史》，2021年5月11日）。因此，若要深入研究自我標榜為“廣求知識于世界”的明治維新，施泰因與伊藤博文兩人之間的影響與互動無疑是非常好的選擇。
二
佩里來航的前12年，即1841年，伊藤博文出生于周防國（廢藩置縣后改為山口縣）的一戶農家。如果不是后來各種因云際會，很難想象他后來可以榮登第一任總理大臣的寶座。在他出生前不久，其父親林十藏因為貧困帶著全家做了主君伊藤直右衛(wèi)門的養(yǎng)子。盡管伊藤家也位于德川體制的權力末端，但不管怎么說，林家總算躋身統(tǒng)治者階層了。
幕末時局動蕩，伊藤博文很快投奔到“尊王攘夷”派的吉田松陰門下。據說，他縱火焚燒過英國使館，還刺殺過佐幕學者塙次郎，成為歷代總理大臣中唯一有殺人經歷的人。松陰曾這樣評價伊藤：“他是個小差役，卻很愿意跟著我的弟子一起玩。雖才劣學稚，然樸實無華?！币撂僖不貞涍^導師：“他太過激了。令政府頭疼。據說有些事情政府已經很清楚了，松陰卻渾然不知。”不久后，松陰在安政大獄中被處死，是伊藤與木戶孝允一起前往江戶收尸。如果松陰看到伊藤日后的成就，想必會有另一番感慨。而伊藤對他導師的評價，也是真正成為權力者以后對形勢的重新認識。
吉田松陰
1863年，伊藤博文前往英國留學成為其人生的轉折點。一方面是因為他開拓了眼界，親自感受到了鮮活的西洋文明。另一方面是因為薩英戰(zhàn)爭爆發(fā)后，他敏銳地把握到了時機回國，諫言藩主避戰(zhàn)。這一點事后得到了藩主的賞識。日后的伊藤博文之所以沒有成為一個技術官僚，而是一個政治家的原因，就在于他對形勢的敏銳判斷。明治維新以后，他被任命到“改革開放最前沿”的神戶擔任知事，主持了一些貨幣改革工作。時人評價有褒有貶。對此，伊藤并不在乎。因為他深刻地認識到，國家的基本制度要遠比具體的經濟政策重要。
今人認為日本的明治維新是一帆風順的印象完全是誤讀。事實上，正如坂野潤治所指出的一樣，維新以后很長時間，圍繞是先“富國”（殖產興業(yè)），先“強兵”（擴軍備戰(zhàn)），還是先“民主”（開設議會），各派勢力展開了激烈的競爭。因為在其初期，日本是沒有能力同時全面開展現(xiàn)代化建設的。因此，既爆發(fā)了反對殖產興業(yè)的“西南戰(zhàn)爭”，也爆發(fā)了反對征兵制的農民起義。西鄉(xiāng)隆盛、大久保利通、木戶孝允等等各路人馬為了自己的信念左右逢迎、爾虞我詐（《近代日本的國家構想（1871-1936）》，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p.1-38）。然而，就在這種混亂的局面中，伊藤博文做了一個令人覺得奇怪的決定。他獨自前往歐洲去調查憲法制度去了。
明治維新三杰：西鄉(xiāng)隆盛、大久保利通、木戶孝允
三
1882年8月，伊藤博文在維也納大學拜會了著名的憲法學者施泰因。在聽完施泰因的講義后，他發(fā)現(xiàn)國內爭執(zhí)的憲法不過是“一張廢紙”，真正重要的是行政改革。這里當然蘊含著馬克思·韋伯所謂的“理性的官僚制”命題。施泰因告誡他，一個國家的政治體制并非源自于一些抽象的理念，而是產生在其具體的歷史之中。施泰因的國家學說反映了整個歐洲的學術思潮的轉換。19世紀末的歐洲，社會契約論等假設型社會理論已然衰退，逐漸被揭示具象性的歷史主義和實證主義取代。這種新方法的意義不是對個體的進一步抽象化，而是將各種具體的社會要素看作認知對象。整體性的知識體系（哲學）逐步瓦解，歷史學、經濟學等社會學各學科取而代之，成為新的學問取向。即所謂的從“自然法”到“歷史主義”。
盧梭與施泰因
伊藤指責國內的在野黨們以18世紀盧梭式的理論為依據構想的憲法，是“置自國之國體歷史于度外，無人之境地創(chuàng)立新政府，不過一般之陋見”。這些人一般在權力斗爭中被排擠出決策層。例如大隈重信，由于無法在政府高層內一展宏圖，便去設立私立學校早稻田大學，企圖以輿論之力與政府分庭抗禮。不僅如此，他與創(chuàng)設慶應私塾大學的福澤渝吉合作，反政府勢力的“再生產裝置”已然完整齊備。這些私立大學的老師與學生們有一個共同特點，熱衷于“政論”而鮮談“科學”。伊藤感嘆道，“此非國民之幸”。按照施泰因的看法，大學是培養(yǎng)帝國行政官僚的機構，因此要“訓導高等學生，宜向科學推動之”，“使其成為穩(wěn)固政體之基礎”。抱著這種希望，伊藤開設了東京帝國大學。
那么伊藤就認為“民智”不重要嗎？顯然不是如此。“置人民于愚昧，有礙于增進國力”，“與他國競爭，以保獨立之地位，不令國威受損，須提高人民之學力”。他苦口婆心地勸說貴族階級放棄一些特權，接受包括立憲政治在內的各種民主建設?！霸O憲法，開議會，產生黨派，是人類群集之上不可免之事”。這一點反而有悖于他在德國的經歷。德皇威廉二世曾因為議會的掣肘無法征稅而向伊藤抱怨，勸說他不要開設議會。但伊藤并未采納德皇的意見，而是從一開始就抱有開設議會的決心。他很早就意識到，立憲制度之妙處，就在于確保國家機構“不陷入專橫”。
政治是平衡的藝術。伊藤對議會政治施加了種種掣肘，一方面載明議會對預算的議決權。另一方面也規(guī)定政府未經議會同意不得增加預算。在富國強兵政策下，薩長藩閥政府不斷地強行增加稅收和支出，為了使預算案得以通過，有時不得不對政黨屈服。盡管最開始政黨政治不是伊藤所追求的，但它的發(fā)展也是《明治憲法》固有的邏輯上的結果。
明治憲法
三谷太一郎曾指出，《明治憲法》的特點在于，“在權力制衡制之下，任何國家機構都不能單獨代行天皇的權力”，“包括天皇本身”。因此，《明治憲法》“具備與近代憲法共通的實質”。三谷也注意到了“超然主義”對政黨政治的否定。但事實上，這是因為強大的藩伐勢力，即元老制度的存在所以憲法制度得以平穩(wěn)運行。大約在甲午戰(zhàn)爭以后，雙方開始接觸，政黨政治逐步走向正軌（《日本的近代是什么？問題史的考察》，曹永潔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9，pp. 37, 60-75）。
在以上背景下，伊藤博文于1900年成立了政友會。日本經歷過甲午戰(zhàn)爭以后，政治社會環(huán)境已然改變。事實上，政黨政治是“將1880年代后半期經過改革、整頓的日本行政、官僚制度大幅修正為適應1900年前后經過產業(yè)革命的新情況的形式”。伊藤鑒于憲法實施后地方名望人士政治意識的提高、工商業(yè)者社會影響力的增加，而意圖促進他們參加政治，實現(xiàn)立憲政治。
早在“超然內閣”時期，伊藤就想通過修改選舉法和稅制來擴大公民權，進而推動國家構造的轉換。他提出降低選舉權資格（由直接國稅每年15日元以上的納稅者放寬為地租5日元以上或所得稅、營業(yè)稅3日元以上），以謀求大幅擴大有選舉權者的范圍。這樣一來，“隨著商業(yè)工業(yè)等的發(fā)達，有必要特別增加市的代表者”，他提議選民由現(xiàn)在的44萬～45萬增至200萬人。伊藤此舉旨在拉攏受甲午戰(zhàn)爭后，被產業(yè)發(fā)展影響的都市里的工商業(yè)家。
明治憲法頒布圖
四
在明治憲法實施近20年之后，國內外形勢都有變化，一方面，政黨的勢力日漸抬頭，議會政治在這期間也日趨穩(wěn)定。但另外一方面，通過甲午戰(zhàn)爭、日俄戰(zhàn)爭，陸海軍的勢力進一步增強，加上獲得對中國臺灣、朝鮮等海外地區(qū)新的控制權，造成了國家的統(tǒng)治權力的分化。
1903年，伊藤就任帝室調查局總裁職位，從事專門的改革研究。其初衷在于強化以內閣為主的統(tǒng)治權，防止國家體制的分化，即俗稱的“大宰相制”。例如，與此前“各省專任之行政事務”由各省大臣副署相反，調查局所擬定的公式令要求一切敕令、法律必須征得內閣總理大臣的副署簽名才可生效，且通過明文規(guī)定首相的閣令制定權和對警視總監(jiān)、地方長官等的指揮監(jiān)督權，進一步強化首相的權限。然而，這引發(fā)了軍部的不滿。
因為軍部擁有“帷幄上奏權”，可以不經過首相單獨上奏天皇。從狹義的角度來看，帷幄上奏的權利是為了保障在戰(zhàn)爭過程中像參謀本部這一類軍令機構（帷幄）可以直接向天皇報告戰(zhàn)爭狀況、軍事指揮命令。但是，軍隊為了防止負責軍務的文官以及議會的干涉，將帷幄上奏規(guī)定的范圍擴大至軍隊的編制、組織運營等層面。
明治天皇與山縣有朋
但伊藤認為，所謂帷幄上奏，“專屬軍事命令，與法律或敕令范圍內預算之增減毫無干系，應當限制于國民之權利義務無關輕重性質之物＂。以此為由，他將軍令與軍政區(qū)分開來，否認后者的“帷幄上奏權”。無疑，此舉立刻遭到了軍部的反對。山縣有朋稱，此舉將導致“錯亂統(tǒng)帥之系統(tǒng)，破壞軍制之根底”，請奏天皇親裁。最終，統(tǒng)帥事項所擁有的帷幄上奏、頒布命令等權利都被劃歸到軍令的名下，其中公布（公示）的敕令也只需要陸海軍大臣的副署就足夠了。公式令頒布后，最終以“軍部固守其法律地位而得以解決”。換言之，伊藤失敗了。
坂野潤治曾指出，明治憲法中最惡名昭著的就是第11條的“統(tǒng)帥權獨立”和第55條的“國務大臣單獨責任制”。前者是導致1931年滿洲事變以后當地軍人暴走的原因，后者是造成1941年對英美開戰(zhàn)以及戰(zhàn)爭結束時自首相以下的各大臣互相推諉責任（無責任體制）的原因（《日本近代史》，楊汀，劉華譯，新華出版社，2020，p.228）。但事實上，對這些問題伊藤博文并非沒有關注。但對天皇都能說一不二的伊藤博文為何會在山縣有朋面前束手就擒呢？瀧井一博提醒道，答案不在國內制度上，而在海外殖民地韓國。
五
事情起因于1907年3月末，海軍大臣齋藤實向天皇上奏在韓國鎮(zhèn)海、永興兩個港灣配置防衛(wèi)隊的條例提案，天皇因為手續(xù)與之前不同而垂詢擔任韓國統(tǒng)監(jiān)的伊藤博文。對此，伊藤明確主張該提案應嚴格按照公式令進行辦理。
須知，此時的伊藤博文是身兼韓國統(tǒng)監(jiān)與帝室調查局總裁二職的。伊藤親自制定的統(tǒng)監(jiān)制度規(guī)定“統(tǒng)監(jiān)認為有必要保持韓國之安寧秩序時，得對韓國守備軍司令官下達使用兵力之命令”，成為在明治憲法體系下唯一控制軍隊的文官。陸軍曾以“統(tǒng)帥權獨立”為由奏請明治天皇。但天皇下詔對伊藤表示了信任。這也是史無前例的。三谷太一郎指出，此案“并不適用于一般文官，而是旨在承認被視為天皇代言人，兼任文官與武官的存在”。此后，日本勢力擴張至南“滿洲”，那里的官制中就明確規(guī)定不得任用文官了（前掲《問題史》，p.170-171）。
事實上，伊藤是把韓國殖民地的治理當做日本改革的試驗場進行的。這種將海外作為根據地影響國內改革的做法并非伊藤博文所獨有，像內田良平、宮崎滔天、北一輝、尾崎秀實、橘樸這樣的革命家或者軍人（間諜）或多或少的“中國情結”都是源自于對日本國內現(xiàn)狀的不滿（野村浩一，《近代日本的中國認識》，張學鋒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14；子安宣邦，《近代日本的中國觀》，王升遠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20）。只是，知識分子或軍人沒有實踐的機會，而伊藤博文在韓國則成功地將軍事行政權交由內閣，進行一元化的管理。因此，瀧井一博認為，伊藤博文從一開始就自行擔任韓國統(tǒng)監(jiān)，推進韓國的保護國化的重大原因正是1907年的憲法改革及其相關行動。“軍令”的成立與其說是1907年憲法改革的失敗以及在法律上確立了擴大統(tǒng)帥權的根據，不如看成是在廢除現(xiàn)存統(tǒng)帥事項的基礎上軍部維持既得權益的嘗試。
伊藤博文在韓國；安重根
但是，伊藤在韓國的勝利只是暫時的。正如石田雄指出的一樣，反而是在殖民地的政策加劇了日本全國范圍內的帝國化的統(tǒng)治程度，例如宮城遙拜，對媒體的管制，監(jiān)控反抗分子的警察體制等都是首先出現(xiàn)在殖民地，再通過殖民地官僚調回內地任職時，把這些統(tǒng)治手段引入日本國內的。在整個近代日本歷史上，一半的朝鮮總督都官至內閣總理大臣，殖民地的高級官僚轉任國內的警務局長、警視總監(jiān)、警保局長的也不在少數（石田雄「『同化』政策と創(chuàng)られた観念としての『日本』 (下)」，『思想』（893）, 1998年11月）。就這個意義而言，是殖民地影響了母國的治理，而非相反。
1909年10月26日，伊藤博文為了與俄國財務大臣科科弗采父商談橫貫亞歐大陸的西伯利亞大鐵路事宜前往哈爾濱。上午9點30分左右，身穿黑色西裝、帶著平頭帽的韓國刺客安重根沖向伊藤，向他連開三槍后被捕。安重根用俄語高呼“高麗亞烏拉（大韓萬歲）！”（趙景達《近代朝鮮與日本》，新星出版社，2019年，p. 246）。三十分鐘后，伊藤被宣布死亡。據說伊藤最后的話是：“愚蠢的家伙啊！”
如前所述，早年伊藤博文是以倒幕刺殺行動起家的。他也目睹過被逼入絕境，要以切腹告終的同伴的慘狀，次數多到不忍再看。換言之，他過去也是一個“安重根”。但是在他真正掌握權力以后，他深知一個國家的文明化并非刺殺一兩位高官可以達成的。在韓國統(tǒng)治期間，他盡力牽制軍部施行安撫韓國的政策，在吞并朝鮮的議題上，他并不是特別積極。因此，“愚蠢的家伙啊”，這樣一句辭世遺言應該也包含了“你真正應該視作目標的對象并不是我”的意思吧。（黑川創(chuàng)，《鶴見俊輔傳》，夏川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21，p14）?；蛟S伊藤真正的悲劇在于，他并不理解“文明化”的成功無法代替殖民地“民族主義”的感情，盡管他當年在日本制定憲法，開設議會，擴大選舉范圍很大一個考慮是提高日本人的民族意識，但同樣的事情無法在殖民地復制。他為他的“天真”付出了代價。
（作者系東華大學外語學院講師，碩士生導師；復旦大學歷史系博士后）
鄂公網安備 42010302001612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