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學的任務與鮑曼的……烏托邦

《將熟悉變?yōu)槟吧号c齊格蒙特·鮑曼對談》，[英] 齊格蒙·鮑曼 / [瑞士] 彼得·哈夫納著，王立秋譯，南京大學出版社·守望者，2023年8月版，260頁，68.00元

齊格蒙特·鮑曼（Zygmunt Bauman，1925-2017）是中國讀者早已熟悉的歐洲著名社會學家，他的代表性著作《現(xiàn)代性與大屠殺》《流動的現(xiàn)代性》《工作、消費主義和新窮人》等在國內(nèi)學界和讀書界均產(chǎn)生了很大影響。但是關于鮑曼的學術生涯、思想轉折與其人生經(jīng)歷的關系，仍然比較缺乏更詳實和豐富的來自鮑曼本人的第一手資料。英國社會學家丹尼斯·史密斯（Dennis Smith）的《齊格蒙特·鮑曼：后現(xiàn)代性的預言家》（Zygmunt Bauman:Prophet of Postmodernity，Polity，1999，蕭韶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07年）是第一部介紹和分析鮑曼的經(jīng)歷、學術著作和基本思想的專著，但其論述內(nèi)容截止于上世紀九十年代。在網(wǎng)上曾看過一篇原載于Michael Hviid Jacobsen和Poul Poder編輯、Hans Reitzels Forlag于2006年在哥本哈根出版的《論鮑曼——批判論文集》（Om Bauman—kritiske essays）的鮑曼自述文章，中譯文是依據(jù)Ashgate初版于2008年的《齊格蒙·鮑曼的社會學——挑戰(zhàn)與批判》（The Sociology of Zygmunt Bauman—Challenges and Critique）中的英文本翻譯。中譯者說，“作為很少進行‘自傳’寫作的鮑曼為數(shù)不多的自我反思之作，本文既是對鮑曼一生學術生涯的總結，又是研究鮑曼的一份不可多得的一手材料。” （https://zhuanlan.zhihu.com/p/107867640?utm_id=0）在2017年鮑曼去世后，國內(nèi)媒體發(fā)表過不少紀念文章，對于讀者了解鮑曼生平與學術思想也很有幫助。

齊格蒙特·鮑曼（Zygmunt Bauman，1925-2017）

近日讀齊格蒙特·鮑曼與彼得·哈夫納的對話錄《將熟悉變?yōu)槟吧号c齊格蒙特·鮑曼對談》（Making the Familiar Unfamiliar：Zygmunt Bauman in Conversation with Peter Haffner，2017），這本書以彼得·哈夫納于2014年2月10日和2016年4月21-23日在英國利茲的齊格蒙特·鮑曼家中與他的談話為基礎，是迄今為止最全面、內(nèi)容最豐富也是最具有權威性的鮑曼訪談錄。雖然鮑曼在接受訪談的時候已經(jīng)年近九十高齡，但是其記憶之清晰、回答問題的思路之敏捷，實在讓人驚訝。

但是更令人佩服與放心的是鮑曼在回憶與訪談中對“后見之明”的自我反思與高度警惕。例如在回答“在您的軍旅生涯中，您有沒有學到什么對您的思想研究有影響的東西？”這個問題的時候，鮑曼首先說的是：“重建我對二十世紀四十年代的體驗，有違背利奧波德·馮·蘭克的要求——歷史學應該‘如實直書’——的風險。我唯一能肯定的是，我一直不確定自己有沒有如實直書。過去充滿了影射和暗示；對思辨來說，就算未來沒有任何定向點（points of orientation），過去也遠比未來豐產(chǎn)。因此，我說的是我眼下的看法，至于我有沒有把后來積淀的這個多層次的東西的最深層給揭露出來，我不知道，也沒法保證。”（33頁）他在這里說的是生活經(jīng)歷、生命體驗與個人的思想發(fā)展之間的真實聯(lián)系與復雜性，正是在這個問題上，許多回憶敘述者容易有意無意地陷入以后見之明來描述當時影響思想發(fā)展、行為抉擇的因素、邏輯和力量，從而違背了蘭克史學的客觀性、真實性原則要求。這是在自述、回憶錄和訪談中最容易產(chǎn)生但對研究者來說又難以驗證的“暗傷”。

鮑曼接著說：“生活經(jīng)驗都會不可避免地在人的生命軌跡上留下印記，影響我們認識世界、回應世界和選擇在世界上走哪一條路的方式?！@里需要警惕：帶著后見之明來重建選擇的原因和動機有這樣的危險，即把流動的說成是結構框定的，說發(fā)生的一切是邏輯——甚至是前定——使然。而事實上，發(fā)生的一切不過是一系列的既成事實而已，并且在當時，人們很少或者說根本不會去反思這些既成事實……在這里，我回憶這些俗氣而相當瑣碎的真相是為了提醒你，你不能完全相信我在回答時說的話……”（34-35頁）對此鮑曼還有更清晰的表述：“研究自己靈魂的邏輯是非常困難的。你永遠只能回溯性地、帶著后見之明和事后獲得的知識來考察，別無他法。問題是，在我開始思考糾結的問題時，我是不是真的意識到我今天回顧時看到的那些動機。那是我當時思考的一部分嗎？還是說，我只是在后來，在事后獲得的知識的幫助下才想到的？我說不準?！保?0頁）“那是我當時思考的一部分嗎？”，這句話似乎應該時刻出現(xiàn)在面對訪談者的提示屏上。類似這樣的反思論述與提醒在書中還有多處，這是在研究鮑曼的思想與學術觀念發(fā)展的時候要特別留意的。

正如彼得·哈夫納在“前言”中所說的，自1990年從利茲大學退休后，鮑曼以驚人的速度出版了多部著作?！斑@些書的主題包羅萬象，從親密關系到全球化，從電視真人秀到大屠殺，從消費主義到他被稱從消費主義到賽博空間。他被稱為‘反全球化運動的頭目’‘占領運動的領袖’和‘后現(xiàn)代主義的先知’。他的讀者遍及世界，他被認為是人文學領域真正罕見的學者?！保╥）“他擁有整個人類視野，看到的是完整的人；他超越了自己具體的學科，進入了哲學、心理學、人類學、歷史學、藝術和文學等領域?！保╥i）這樣的越界、包羅萬象的主題和高產(chǎn)出在當今學術圈內(nèi)也容易引起譏評，然而鮑曼可以坦然面對。正如哈夫納對他說的，“您不是象牙塔里的學者。對您來說，只為專業(yè)讀者寫作有多重要？”（82頁）鮑曼說：“我不在乎批評者怎么看我，也不在乎他們怎么稱呼我。對我來說，重要的是我做的事情有沒有在和某個人對話，有沒有回應他或她的情感和需求，還是說一點兒用也沒有?？茖W領域之間的界限是由官僚制的要求設定的。有行政的要求；要撥經(jīng)費、分配學生、頒發(fā)博士學位。而這一切的副作用之一是阻止不同學科的結合。就社會學——專門研究人的生活的科學——而言，這尤其是一個損失?！保?5頁）就鮑曼在退休之后的高產(chǎn)來說，他的確已經(jīng)無需“卷”到項目、經(jīng)費、分配學生等狀況之中，實現(xiàn)了學術寫作的選題自由。但更應該說的是，問題并不在于究竟是為專業(yè)讀者還是普通讀者寫作，而在于是否真正回應了社會學“研究人的生活”的根本任務；也就是鮑曼所講的，重要的是進入真實的對話與回應。

接下來要看的就是在對話與回應中的真功夫與“干貨”——是否提出了真問題？是否引起了廣泛的討論、爭議？是否通過提出新的概念、有闡釋力的論述而為發(fā)展在眾多主題方面的批判性分析提供了新的視角與方法論？齊格蒙特·鮑曼在這方面的能力與巨大貢獻在社會學界早有定論——作為后現(xiàn)代主義理論的主要創(chuàng)造者，在當前討論現(xiàn)代性問題的歐洲社會理論家中，鮑曼與吉登斯、貝克被認為是最具沖擊力的“三駕馬車”；吉登斯稱鮑曼是“出類拔萃的后現(xiàn)代理論家”。由于鮑曼在社會學和社會理論研究方面的卓越貢獻，他在1990年和1998年先后被授予雅馬爾費獎（Amalfi Prize）和阿多爾諾獎（Theodor W. Adorno Prize），2011年英國社會學會授予鮑曼“終生成就獎”，認為鮑曼對于現(xiàn)代性問題的理論立場和處理方式極大地沖擊了傳統(tǒng)社會學，重新賦予了社會學理論新的活力。哈夫納說“齊格蒙特·鮑曼并不是一個關注細節(jié)、數(shù)據(jù)分析和民意調(diào)查、數(shù)字、事實或預測的人?！脤挳嫻P在大畫布上作畫，提出主張，把新的主題引入討論并引發(fā)爭論?！R格蒙特·鮑曼既是刺猬又是狐貍?！谝粋€充滿恐懼和不安全感的時代，在許多人都被民粹主義提供的簡單方案給蒙住的情況下，我們比任何時候都更需要對社會和世界中的問題與矛盾進行批判的分析”（前言，iii）。那支“寬畫筆”的比喻頗為傳神，重要的是執(zhí)筆的鮑曼“既是刺猬又是狐貍”，這只“刺猬”一心發(fā)掘與瞄準的都是流動性、全球性時代中事關人類命運的真問題。

更應該看到的是，無論是研究寫作的動力還是作為“刺猬”所關注的問題，都與鮑曼對學術研究及知識分子的社會責任感緊密相連。鮑曼認為自從“知識分子”這個術語在十九世紀被創(chuàng)造出來之后，就被理解為這樣一個人：“他心系超越自己專業(yè)能力和地位的社會的普遍利益，他反思社會的價值、道德和生活水平……知識分子的存在，是為了觀察社會上正在發(fā)生什么，這個任務遠遠超越了一個人有限的個人或專業(yè)興趣。知識分子要為自己國家的人民服務?！保?4頁）在更具體回答哈夫納提出的“您的寫作動機”的時候，鮑曼說：“就我而言，最重要的是奧威爾在回答他為什么寫作時列出的那四個理由中的兩個：‘歷史方面的沖動’和‘政治方面的目的’。也就是說，一是‘想如實地看待事物，找出真相，并把它們記錄下來以供后人使用’；二是‘希望把世界推向某個特定的方向，改變別人關于他們應該為什么樣的社會而奮斗的想法’。我想，這就是我會追隨奧威爾的地方?！保?0頁）這是鮑曼關于歷史研究與政治研究的寫作所給出的重要理由，這本訪談錄也在多處不斷回應了研究與寫作的目的與任務的問題。

在談到社會學的任務的時候，鮑曼談到了美國著名社會學家塔爾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1902-1979）：“他最重要的成就是引進了一個觀念，一個類似于自由主義保守烏托邦的觀念。在帕森斯看來，社會學家的任務，是為管理者服務，幫助他們解決問題，把工作做得更好。怎樣防止工人罷工？怎樣避免士兵逃跑，防止游擊隊搞恐怖主義襲擊？如此等等。他認為，我們社會學家應該通過消除麻煩制造者，使系統(tǒng)重歸平衡?！惫蚣{接著說：“那是為統(tǒng)治階級服務的社會學?！保?18頁）在這里雖然不是對帕森斯的社會系統(tǒng)和行動理論及其結構功能主義進行全面評價，也不像美國社會學家C.賴特·米爾斯（Charles Wright Mills，1916-1962）在《社會學的想象力》（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1959；李康譯，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7年）第二章中對帕森斯“宏大理論”的“過于形式主義”和有可能被用作意識形態(tài)統(tǒng)治工具所作的那樣有理論闡釋力的分析和批判——順帶想說的是，米爾斯為公共寫作的志向和對社會學研究目標的堅守，可以看作是鮑曼關于現(xiàn)代性研究的前驅，但是一針見血地揭示了帕森斯在某種意義上作為維護統(tǒng)治穩(wěn)定的社會學話術的實質(zhì)。緊接著他談到英國社會學家邁克爾·布洛維（Michael Buroway）在九十年代發(fā)出的關于“社會學正在與公共領域失去聯(lián)系”警告，進而從社會問題的個體化和私有化談到吉登斯的“生活政治”的概念（118頁）。有意思的是，提倡“公共社會學”（Public Sociology）的邁克爾·布洛維曾經(jīng)給賴特·米爾斯寫過一封公開信，提出社會學的想象力就是政治想象力，與鮑曼的關于“政治方面的目的”也是方向一致的。就如哈夫納所說，鮑曼“感興趣的從來不是勝利者，而是失敗者，被逐出家鄉(xiāng)、剝奪權利的人，數(shù)量越來越多的弱勢群體——不只是全球南方的有色人種中的窮人，也包括西方的勞動人口”（前言，iv）。由此值得關注的是，在鮑曼去世之后，來自國內(nèi)社會學界的紀念文章中有青年學者發(fā)出了應該重視和回應鮑曼提出的社會學家道義責任、正視社會學界僵化區(qū)隔現(xiàn)狀的聲音?？梢哉f，重新思考社會學的目的和任務，這正是在閱讀這部對談錄的時候尤其值得反思的問題。

齊格蒙特·鮑曼于1925年11月19日出生在波蘭波茲南地區(qū)的猶太家庭，二戰(zhàn)期間全家從波蘭逃亡到蘇聯(lián)。1943年鮑曼參加了在蘇聯(lián)的波蘭軍隊， 1945年因戰(zhàn)功而被授予英勇勛章和上校軍銜，并由此開始了在華沙社會科學院的社會學專業(yè)學習。1946年鮑曼加入了波蘭工人黨（PPR），1953年因父親的猶太問題而被撤銷職務和驅逐出軍隊。鮑曼在華沙大學繼續(xù)攻讀社會學研究生， 1954年起在哲學系與社會科學系任教。1957年完成博士論文后前往倫敦政治經(jīng)濟學院學習了一年。1961年鮑曼升為助理教授，1966年當選波蘭社會學協(xié)會執(zhí)行委員會主席。1967年在波蘭又一輪猶太大清洗中，鮑曼憤而退黨。1968年3月華沙爆發(fā)學生運動，鮑曼因“毒害青年罪”而被驅逐出波蘭。鮑曼與妻子雅妮娜前往以色列，鮑曼在特拉維耶夫大學謀得一個教職。1971年起定居在英國，此后鮑曼一直在英國利茲大學任教。在哈夫納的訪談中有一個比較敏感的話題：2007年德裔波蘭歷史學家波格丹·穆西亞爾（Bogdan Musial） 在《法蘭克福匯報》發(fā)表文章，指控鮑曼曾經(jīng)是軍方內(nèi)部安全部隊（KBW）成員，代號是“線人塞米昂”。對此鮑曼承認他在1945年至1948年的確為情報部門工作過三年，之所以從未公開這一點，因為他簽署過保密文件。而當時他的具體工作只是宣傳部的案頭工作，包括為新兵的理論和實踐教育準備材料，以及撰寫意識形態(tài)宣傳手冊。但是鮑曼否認自己曾經(jīng)從事收集情報的工作：“他們很可能期待我這么做，但我不記得提供過此類信息。我就在辦公室里——確切來說，不是那種你會經(jīng)手這種信息的地方——坐著寫東西。穆西亞爾沒說的是，雖然我可能為軍方的情報部門工作了三年，但我也被安全局監(jiān)控了十五年。我被人監(jiān)視，有人寫關于我的報告，我的電話被監(jiān)聽，我住的地方被裝上了竊聽器，等等。因為我是波蘭政權的批評者，所以我被趕出了軍隊，后來又被趕出了大學，并因此被趕出波蘭?！保?4頁）

與這一秘密經(jīng)歷比較起來，對于鮑曼的學術研究真正產(chǎn)生影響的是他對社會主義的認識和實踐。關于在1946年加入波蘭工人黨（PPR），鮑曼說當時波蘭工人黨的計劃是唯一能讓他有理由相信國家可以因此而擺脫戰(zhàn)前的落后和戰(zhàn)爭動亂的狀況，比他晚一年參加工人黨的哲學家萊謝克·柯拉柯夫斯基也懷著同樣的認識。后來他和萊謝克差不多同時開始對該黨祛魅，“開始緩慢但不可避免地注意到理論與實踐的脫離，并認識到言行不一的虛偽給道德帶來的病態(tài)影響”（21頁）。在這過程中鮑曼還曾經(jīng)有過能把它拉回正軌、從內(nèi)部糾正錯誤的幻想，后來一直為此感到羞恥。但是他強調(diào)“我從未加入過對立的政治陣營，更沒有對之展現(xiàn)熱情。我仍是一名社會主義者”（22頁）。當哈夫納說“您對我們的當代社會持強烈批判態(tài)度，時不時地可以在您身上看到馬克思主義者的影子”的時候，鮑曼回答說：“我從馬克思那里學到很多。我依然堅持這一社會主義理念：評判一個社會的標準，在于它是否讓最弱勢的成員過上體面的生活?！保?07頁）

在討論到烏托邦的話題的時候，鮑曼說他在英國出版的頭幾本著作中的一本曾經(jīng)講過：“社會主義最偉大的歷史成就在于，揭露現(xiàn)狀中普遍存在的社會弊病并激發(fā)補救行動。沒有這樣的未來信念，這些弊病就會不受控制地發(fā)展、增殖……”更重要的是他接著談到“宣告任何形式的現(xiàn)狀是‘實現(xiàn)了的理念’這種做法……可能是一記喪鐘。更長期來看，這樣的宣告將不可避免地使這種信念失去那個作用” （177頁）。把社會主義作為一種揭露社會弊病、永遠批判社會現(xiàn)實的面向未來的信念，這與他的社會學研究宗旨和任務是非常吻合的。

哈夫納從馬克思也是猶太人談到共產(chǎn)主義的吸引力與反猶主義的關系問題，鮑曼說：“共產(chǎn)主義運動吸引猶太人的地方就在這里：共產(chǎn)主義組織是唯一一個讓他們感覺自己和其他人在價值上平等的地方?！彼f至少在三十年代是這樣的，后來又發(fā)現(xiàn)這是一種幻覺（62-63頁）。鮑曼的猶太出身對他的影響不僅是多次受到反猶主義的迫害，同時更重要的是形成了他對猶太復國主義的反對態(tài)度，這一點在今天看來更是耐人尋味的。他在以色列生活過一段時間，很快不想留在那里的原因是民族主義問題：去以色列是因為被波蘭的民族主義者趕走，但在以色列又被要求變成一個猶太民族主義者。他認為“尋求用另一種民族主義來醫(yī)治民族主義，這是一個荒謬的、令人擔憂的想法。對于民族主義，唯一恰當?shù)膽獙Ψ绞绞桥ψ屗А保?5頁）。因此他在以色列的自由主義日報《國土報》上發(fā)表了一篇文章，標題大概是《為和平做準備是以色列的義務》（“It Is Israel's Duty to Prepare for Peace”），這個標題和文章的內(nèi)容即便放在今天的美國恐怕也是會被群起而攻之的。鮑曼認為不存在什么人道的占領，以色列對巴勒斯坦領土的占領和歷史上其他的占領沒什么區(qū)別，“它們都是不道德的、殘酷的、不公正的。被傷害的不只是被征服的人，占領者也受到了傷害。占領在道德上使他們受貶，并且長遠來看還會削弱他們”（66頁）。他進一步預言了以色列人的心靈和以色列統(tǒng)治階級的軍事化，軍隊將統(tǒng)治國民，戰(zhàn)爭成了國民的自然習性。他因此而覺得以色列已經(jīng)走上了絕路，從長遠來看也無法感到樂觀，因為在以色列的和平勢力被邊緣化了，沒有任何影響力。（67頁）他指出“多年來，以色列沒有為開辟談判空間而減少自己的要求，反而變本加厲。無論什么時候，只要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要開緊急會議，以色列政府就會宣布建立新的定居點，奪走巴勒斯坦的又一塊領土”。他對前景的悲觀甚至到了這種程度：“在某種意義上，我甚至為自己快死了、不會親眼見證這場沖突很可能以悲劇收尾而高興。”（68頁）在今天讀來更令人感到悲哀。

然后他談到他在《現(xiàn)代性與糾結》（Modernity and Ambivalence）一書中提出的觀點：猶太復國主義是歐洲民族主義的產(chǎn)物。猶太復國主義之父西奧多·赫茨爾的口號是“把無人之地給無地之人”，“整個歐洲帝國主義時代就建立在那句口號上。殖民地被認為是無人之地。殖民宗主國無視了那里已經(jīng)有人了的事實。對他們來說，那些人是遠離文明的野人……可以被忽視，并且不被認為是一個問題。以色列和猶太復國主義也一樣。我認為猶太復國主義是歐洲歷史上帝國主義時代最后的殘余?！钡亲詈笏f也能理解赫茨爾：“這是那個時代的一種普遍觀念：我們是一個文明的民族，我們將給這個野蠻人的國度帶來文明?！保?9頁）

鮑曼最后一部重要著作《懷舊的烏托邦》（Retrotopia，2017）在他去世后的十幾天在劍橋Polity出版社正式發(fā)行，可惜他自己沒有看到。在這部訪談錄中，鮑曼為烏托邦辯護是有具體針對性的：統(tǒng)治者總是告訴人民，一切都別無選擇，一切關于社會秩序的思考都是在浪費時間，只要多干活、多賺錢就行了。對于年輕一代來說，“許多人已經(jīng)失去了思考何為良好社會的能力。他們更喜歡思考怎樣在這個無序的、不可預測的、讓人不舒服的世界中，為自己，為家庭，為他們的親人找到一個舒適的位置。這不奇怪：我們生活在一個多文化、多中心的世界，一個充滿不確定性的世界中。長期規(guī)劃是沒有用的，因為一切都變得如此之快”（179頁）。那么，為烏托邦辯護的最后理由就是“在經(jīng)歷了一切之后，我從未對另一種選擇失去信心，從未對存在更好的、更正義的世界的可能性失去信心”（208頁）。也就是說無論如何也要讓自己感到“自己是一個‘心懷希望的人’”（209頁）。

或許還可以從鮑曼對待社會學的態(tài)度來理解他的關于烏托邦的信念：“對我來說，社會學意味著把熟悉的東西變得陌生，將陌生的東西變得熟悉。這就是社會學的任務。我不認為社會學處在危機中。我認為現(xiàn)在人們比以往更需要社會學家——為當前這代人服務的新一代社會學。”（150頁）也就是說，在熟悉與陌生的視角轉換中以一種不同的方式看待未來的可能性。就如哈夫納所說的，“……齊格蒙特·鮑曼為烏托邦時刻辯護。在他看來，烏托邦不是某幅來自空中城堡的藍圖，而是改良我們此時此地的生活境況的動力?！保ㄇ把?，iv）

在此想起了拉塞爾·雅各比（Russell Jacoby）在他的《烏托邦之死：冷漠時代的政治與文化》（The End of Utopia: Politics and Culture in an Age of Apathy，2000；姚建彬譯，新星出版社，2007年）中借用的一段插曲：英國詩人柯勒律治曾向華茲華斯建議，請他寫一首詩，呼吁人們從對法國大革命失敗的悲觀絕望中振作起來，重建對人類社會改善的崇高信念。我相信這也是齊格蒙特·鮑曼想要呼吁的。

最后留在我印象中最感人的是哈夫納在前言末尾寫的那兩段話：“齊格蒙特·鮑曼談到了生活，以及一直為命運所阻撓的塑造生活的努力……向我告別時，他緊握著我的雙手說，他希望我也能活到他的歲數(shù)，因為每個年代雖有苦難，但也有它的美麗。”“我希望，在閱讀過后，讀者能和其他人、在其他地方把這些與鮑曼最后的談話繼續(xù)下去?！?/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