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是馬克斯·韋伯誕辰160周年。澎湃新聞·思想市場特別策劃“以韋伯為志業(yè)”紀念專題，邀請國內外研究韋伯的專業(yè)學者撰文，發(fā)掘韋伯對于現(xiàn)代社會之意義。
這是日本某學者A在他的博客上留下的一段回憶。時值1983年某個夏日。當時還是大學生的A君信步走入書店，發(fā)現(xiàn)入口處的新書柜臺上架了兩冊社科理論書。其中一本的標題是《韋伯社會理論的××××》，作者是東大著名韋伯專家折原浩教授門下的青年學者。A君打開這本書嘗試閱讀，卻立即便被滿紙由德語和專業(yè)概念構成的艱澀長句消磨了熱情，轉而將目光投向另一本書。這本名叫《結構與力（構造と力）》的作品，內容是對法國當代哲學和社會理論的解說。書中登場的拉康、德里達和德勒茲等學者如今雖已家喻戶曉，但在當時還未得到充分譯介，A君也沒指望讀得懂。然而他開始瀏覽后驚奇地發(fā)現(xiàn)居然看懂了——在作者灑脫飛揚的文字之下，從結構主義到后結構主義的生成變化，正要在他面前徐徐展開，仿佛那不是什么抽象晦澀的哲學理論，而是當季霸權漫畫的最新情節(jié)。A君于是買下這本書，并記住了它的作者，時年27歲的京都大學經(jīng)濟學部助手淺田彰。這本一介青椒的不務正業(yè)之作，由于確切地擊中并回應了后全共斗時代年輕人的精神狀況，在當年一舉狂銷15萬冊，后來更是在30年間重版54次，實力詮釋了“出道即巔峰”的含義。同年，年輕的宗教人類學者中澤新一出版了《西藏的莫扎特》一書，基于自身在尼泊爾的藏傳佛教修行體驗，展開了對法國當代思想的獨到解讀，一時成為話題之作。淺田和中澤等學者打破知識生產(chǎn)的學院高墻，拋棄故作高深的學術鬼話，并積極將法國結構主義及后結構主義思潮引入日本語境。他們的橫空出世標志著日本知識和文化界后現(xiàn)代時期的開始。
《結構與力》和《西藏的莫扎特》封面
從事后之明看來，A君正在經(jīng)歷的，是日本社會科學乃至社會思想領域范式轉換的歷史現(xiàn)場。在這個過程中，戰(zhàn)后確立的進步主義知識體系失去絕對權威。作為挑戰(zhàn)者出場的，是包括淺田彰、中澤新一在內的一代“新學院派”年輕學者所導入的當代法國理論。
面對這一狀況，社會科學界對于經(jīng)典理論家馬克斯·韋伯的閱讀方式，也在短時間內發(fā)生轉變。在戰(zhàn)后日本，韋伯以其圍繞合理化概念而展開的社會變遷理論，與馬克思一起構成了戰(zhàn)后進步主義和市民社會派社會科學的兩大理論支柱。這一理論上的“雙峰”所占據(jù)的地位如此核心，乃至社會思想史家內田芳明將“韋伯-馬克思”稱為“日本社會科學的思想結構”。在此基礎上，戰(zhàn)后日本展開了蔚為大觀的韋伯學傳統(tǒng)。韋伯的日本讀者如此眾多，以致當Mohr Siebeck出版社于1984年發(fā)行《馬克斯·韋伯全集》（MWG）的最早幾卷時，總印數(shù)中的三分之二并非在德國或歐美，而是在日本被銷售一空。韋伯所具身化的那種嚴謹、思辨和專業(yè)化的德國知識風格，也成為學院學術在面向社會時的權威之所倚。然而進入1980年代之后，伴隨著“全共斗運動”后馬克思主義的影響力消退及大眾消費社會的迅速成型，日本知識界亦無法自外于此時法國思想統(tǒng)治力的全球擴張大潮。然而，日本的韋伯研究并未就此走向沒落。相反，對韋伯的閱讀在后現(xiàn)代的新語境中開啟了一段復興。
《馬克斯·韋伯全集》
本文將通過聚焦于一個事件和一些文本，來說明日本的韋伯研究在這場知識界“權勢轉移”之中的轉型。為了展現(xiàn)時代背景，我們將首先回顧同期圍繞東京大學教員聘用問題而發(fā)生的事件。這場后來被稱作“東大駒場騷動”的丑聞，將日本最高學府中那些知識人間的明爭暗斗以斯文掃地的方式暴露在公眾面前，也集中反映了兩代學者之間圍繞知識/真理形式問題的激烈對立。在這之后，我將討論韋伯研究者們如何在順應變動的同時抵御對學術本身價值的消解，在逆勢中維持了學術研究理應擔當?shù)呐兄緲I(yè)。
駒場騷動中的知識范式對立
1987年底至1988年間，圍繞著學者中澤新一的聘用問題，在地處東京駒場的東京大學教養(yǎng)學部教員間爆發(fā)了一場激烈的爭端?！榜x場騷動”表面上是一場學院政治斗爭，深層上呈現(xiàn)為圍繞知識權威形態(tài)而展開的攻防對抗。
1987年中旬，在討論教養(yǎng)學部社會思想史研究室新任教師的人選時，研究室主任的谷嶋喬四郎提議可以聘用后現(xiàn)代領域相關的研究人才。對此，谷嶋同僚、保守派政論家的西部邁提名了當時風頭正勁的中澤新一。在西部看來，已出版了多部著作的中澤博識且高產(chǎn)，定能給教養(yǎng)的社科部帶來一陣新風。在谷嶋的支持之下，西部組成人事委員會，確認社科部其他教員對中澤的態(tài)度。其結果是24名社科教員中出現(xiàn)了唯一的一位反對者，這便是前文提及的韋伯研究專家、社會學家折原浩。西部對折原做了許多工作后，終于讓中澤的提名獲得全員認可，然而沒過多久，原本支持中澤的谷嶋喬四郎卻突然搬出另一人選山脅直司作為中澤的對抗候選人。西部邁感到原以為頗有戲的中澤人事，正逐漸變得撲朔迷離起來。
東京大學駒場校區(qū)
此處值得注意的是，主導反中澤人事的谷嶋喬四郎、折原浩乃至谷嶋推薦的候選人山脅，均為德國古典哲學以及社會思想領域的研究者。換句話說，反中澤一派所代表的，其實是到那時為止權威知識的理想范式。比如折原浩所提出的反對理由是“中澤君就是個學術票友（dilettante）”、“他不適合給一年級新生上基礎課”。這一發(fā)言顯然是從一種講求專業(yè)化的德國學術標準出發(fā)，對追求整體性、綜合性的法國知識形態(tài)所作出的排擠，盡管后者無疑更為接近教養(yǎng)學部這個博雅學院的設立宗旨。
事情最終在1988年初舉行的教授會的投票表決中塵埃落定。根據(jù)學部的行政規(guī)定，人事任免需經(jīng)學部近200位教員共同參加的教授會集體表決，得到超過2/3贊成票方可通過。在以往慣例中，投票流程一般只是走個過場。分屬文理社科各領域的研究者們隔行如隔山，一般不會橫加干涉其他分科的人事任免。然而在此次教授會前發(fā)生了不同尋常的事。各科教員陸續(xù)接到社科部打來的不具名電話（西部認為是谷嶋喬四郎所為），稱中澤人事在手續(xù)上有問題，要求他們投否決票。在這一影響下，中澤人事案最終以35票贊成，80票反對，62票棄權的結果而遭到否決。
中澤新一（1950- ）
在反對聘用中澤的諸多意見中，折原浩所列舉的三條理由尤其醒目：1、中澤的著作《彩虹的理論》中出現(xiàn)“197X年“這類無法驗證真?zhèn)蔚谋硎?，違背科學；2、中澤從事巫術（日語“呪術”）修行，可能導致“科學的再魅化”(這是韋伯社會學的概念，日語為“再呪術化”)；3、中澤的著作中有“我在心醉神迷的狀態(tài)下做了調查”的表述，違背了研究所需的實證主義的態(tài)度。此外也有其他研究者提出的反對意見，諸如“中澤不懂數(shù)學卻胡亂使用”（宇宙地球化學杉本大一郎教授）、“社會科學部的專業(yè)規(guī)范越來越弱，應該要向硬科學靠攏”（國文學小川春久助教授）、“中澤這個人本身就很可疑”（法語新倉俊一教授）。
當然，教員中也不乏挺中澤的聲音。在聽了折原浩的中澤批判后，經(jīng)濟學家村上泰亮在筆記本上用法語寫下了一段評語：“前現(xiàn)象學的、前解釋學的、前語言哲學的、前結構主義的?！贝迳铣靶φ墼爻梢?guī)，對二十世紀的這些知識新動向充耳不聞。此外，電影評論家、在日本引介結構主義哲學的中心人物之一的蓮實重彥，也在教授會上對這些批判作出反駁。當然，這些努力絲毫無助于局面的變化。
蓮實重彥（1936- ）
從支持與反對雙方的構圖中，我們同樣可以看到兩種學問風格之間激烈的對立。在事件塵埃落定后，西部邁在各大公眾媒體中詳細披露了該事件的經(jīng)過，并痛斥這些最高學府教員們的食古不化、妒賢嫉能以及下作的謠言政治。我們無法否認這些因素的存在，且這也確實是事件令社會大眾深感幻滅的主要原因。然而，在各種流言、陰謀和政治運作的背后，或許同樣存在著圍繞真理之理想形態(tài)而產(chǎn)生的理念層面的對立。這一對立的一側是以“科學”為榜樣，強調實證、客觀和專業(yè)性的現(xiàn)代知識范式；而另一側則是以“書寫”為模型，以語言的任意性原則為其基礎的后現(xiàn)代思想潮流。
然而，中澤人事的消解并不代表駒場的既有勢力對后現(xiàn)代挑戰(zhàn)的勝利，情況恰恰相反。在事件之后，對東大體制心灰意冷的西部邁與村上泰亮雙雙辭去了在東大的職務。然而此后，東大教養(yǎng)學部的改革步伐得以急速推進。在中澤人事遭否決的同年，蓮實重彥晉升為教授，并在次年擔任新成立的表象文化論專攻主任。蓮實后來更是一路扶搖直上，在1993年升任教養(yǎng)學部的學部長，1997年就任東京大學校長。此后教養(yǎng)學部招聘的東浩紀、松浦壽輝等學者，也體現(xiàn)了學院學術中對后現(xiàn)代知識轉型的積極接受。因此可以認為，雖然駒場在騷動中拒絕了中澤的就任，中澤式的學問卻在駒場扎根落地，也在東大的示范性作用下遍及了日本知識場域。
后現(xiàn)代風潮下的韋伯閱讀
在法國當代思想的大潮之下，作為戰(zhàn)后正統(tǒng)知識體系支柱之一的韋伯學與馬克思主義理論一樣，逐漸失去了在社會科學領域的絕對統(tǒng)治地位。在戰(zhàn)后日本，以大冢久雄等學者所主導的現(xiàn)代主義韋伯研究發(fā)展到了1960年代，便已遭遇了折原浩等學者的一輪挑戰(zhàn)。在1968年作為“造反教官”之一參與全共斗運動的折原浩，在研究中挖掘韋伯社會理論的現(xiàn)代批判面向，基于此反對戰(zhàn)后式的韋伯理解，批判了上一代知識人對現(xiàn)代制度的盲目追從。而進入1980年代，“現(xiàn)代批判”式的韋伯閱讀已無法應對知識界的地殼變動所帶來的新局面。
這種變動的一個來源，自然是法國當代思想的強勢傳播。在巴塔耶、?？潞偷吕掌澋耐苿又?，知識界重新開始注意到尼采思想的現(xiàn)實性，并開始著手重新挖掘韋伯社會理論中尼采哲學的面向。由于超人哲學被納粹德國所利用的黑歷史，尼采在戰(zhàn)后的反思之中成為眾矢之的，一度被作為推動法西斯個人崇拜和排外沙文主義的罪魁禍首。當從這一側面出發(fā)來考察尼采對于韋伯的負面影響時，便產(chǎn)生了沃爾夫岡·J·蒙森的研究《馬克斯·韋伯與德國政治：1890-1920》。該著作揭示了韋伯關于“民眾投票領袖民主制”的構想是如何在尼采的領袖觀念影響下形成的。然而，法國當代思想家們所揭示的尼采哲學中積極的認識和存在論面向，卻在1980年代后大眾消費社會里回歸知識視野中。當商品經(jīng)濟的成熟瓦解了舊時文化的等級序列，尼采倡導的“重估一切價值”便會展現(xiàn)出現(xiàn)實性來。
事實上，早在同樣是消費主義文化泛濫的1920年代的魏瑪?shù)聡?，韋伯便已強調過尼采的時代意義。在1920年2月，《西方的沒落》的作者斯賓格勒在一次座談會上否定了尼采和馬克思的思想地位，并對兩人報以譏諷的評價。參加了這次集會的韋伯在歸途中難抑心中憤懣，對一位學生說出如下評語：“在今天，一個學者，尤其是一個哲學家在知性上是否誠實，只要看這個人對尼采和馬克思所采取的態(tài)度就夠了。如果沒有這兩位的工作，這人自己的工作中最重要的那部分也都是不可能完成的。一個學者如果不承認這一點，就是在自欺欺人。我們的精神所處在的這個世界，是馬克思和尼采留下了深刻印記的世界?！表f伯的這段評論，無疑顯示了尼采在他思想地圖中所占據(jù)的重要地位，也引發(fā)人們去探究兩人學問之間的傳承脈絡。在日本學界，率先展開這一工作的學者是山之內靖。作為大冢久雄弟子一代的山之內從市民社會派出發(fā)開始學術生涯，但在后期卻走向了作為其反面的后現(xiàn)代立場。
在對韋伯知識肖像的重構過程中，山之內挖掘了尼采在《權力意志》中基于道德心理學的知識論的影響。尼采將人的生命沖動看作其認識的來源，也即認為知識是對現(xiàn)實加以掌控的權力意志的結果。由于知識僅是對無限復雜的世界之抽象，因而真理是無法最終達到的。然而，人們的生命和生活只能依賴這樣不完全的認識。即便如此，人們依然有必要對抗那種尋求安定可控性的誘惑，去直面世界那始源性的不穩(wěn)定和變化。這便是超人的認識態(tài)度。山之內指出，在《科學作為天職》里所體現(xiàn)的中期方法論里，韋伯指認了現(xiàn)代社會多元沖突的價值狀況，并認為有可能基于某一非排他性的價值關聯(lián)對現(xiàn)實加以抽象化和概念工具化，而這便是構成韋伯方法論基礎的“理想類型”。從這里可以看到，韋伯的社會科學方法論正確立于尼采哲學所提出的認識論預設，源于一種在洞悉了本質虛無的基礎上仍舊展開認知的決絕意志。
山之內靖著《尼采與韋伯》封面
基于這樣的認識，山之內與同樣是韋伯研究者的社會思想史學者中野敏男一起，在1980年代后半期和1990年代展開了對戰(zhàn)后進步主義知識的徹底批判。在他們看來，戰(zhàn)后由大冢久雄和丸山真男所提倡的進步主義思想中，存在著為了整體社會的進步目標而倡議個人奉獻的傾向，而這種思想與二戰(zhàn)時期對國民加以動員的“總體戰(zhàn)體制”并無本質上的區(qū)別?；诤蟋F(xiàn)代主義立場，山之內與中野在自身研究中對戰(zhàn)后那種進步主義的宏大敘事加以瓦解。然而與此同時他們的研究并未放下批判和反思的責任。處在一種“諸神之爭”的境況下，他們仍舊嘗試清醒地對造成壓迫的知識結構作出反省。
這一對知識責任的堅守也可以從在日韓國人政治學家姜尚中那里看到。同樣在這一時期，姜尚中從后殖民主義研究中得到的靈感出發(fā)，在重塑韋伯閱讀模式的工作中扮演了獨特的角色。在其理論研究中，姜尚中將目光聚焦于韋伯有關加爾文宗關于生活規(guī)律化的教義與資本主義社會體制的關系。而這種作為權力作用的清教教義，與福柯所謂的知識-規(guī)訓權力之間存在著一脈相承的聯(lián)系。受到薩義德《東方學》的啟發(fā)，姜尚中分析了戰(zhàn)前日本的亞洲研究與其殖民統(tǒng)治之間的共謀關系。與山之內和中野一樣，姜尚中的這一研究也旨在揭露日本知識體系中的東方主義在戰(zhàn)后的延續(xù)，從而對社會認識中的種族主義因素展開批判。
姜尚中（1950- ）
在一個知識之權威性遭到反諷并逐漸消解的時代，山之內靖、中野敏男和姜尚中這些韋伯研究者們仍然恪守自身作為知識分子的職責。在這一點上，他們與主導日本后現(xiàn)代思潮的“新學院派”旗手之間展現(xiàn)出了顯著的區(qū)別。在著作大賣之后，淺田、中澤等后現(xiàn)代的弄潮兒們受到了市場的熱烈追捧，并開始頻繁地在大眾媒體上拋頭露面。在《結構與力》的大獲成功后，淺田彰僅僅發(fā)表了一些對談集和藝術評論性質的著作，在其所從事的經(jīng)濟學理論研究領域幾乎毫無建樹。而中澤新一則在自身著作得到奧姆真理教教主麻原彰晃的推崇后與麻原此唱彼和，在地鐵沙林毒氣事件后亦受牽連而成為眾矢之的。盡管并不符合這些主導者們的本意，后現(xiàn)代思潮在瓦解過往知識權威的過程中也無法避免地自我消解，逐漸淪為一種流俗的文化商品而失去了嚴肅性。相較之下，同樣直面著“諸神之爭”狀況的韋伯研究者們則堅守志業(yè)，始終沒有放棄對所處的時代和知識展開冷靜剖析和批判的責任。
尾聲
韋伯無疑是現(xiàn)代社會所孕育的學者，然而卻過早地洞悉了現(xiàn)代知識的邊界所在。在“諸神之爭”狀態(tài)之中，他為人們描繪了在上帝已死，絕對標準缺失的時代中展開社會認識與價值考察的可能方式。本文考察的后現(xiàn)代時期所形成的知識境況，至今仍舊構成開展學術研究工作的社會條件。在另一方面，在種種變革可能性的想象盡數(shù)遭到消解的今日，后現(xiàn)代思想已充分曝露出其內核中的消極避世和現(xiàn)狀追隨。在對前一時期思想狀況的反思之中，新世紀以來的知識進展已為我們準備了多條從語言學轉向、結構主義和后結構主義中抽身的路徑。
然而，韋伯那豐富的理論洞察則仍在我們面前徐徐展開。在今天，當我們嘗試跳脫根深蒂固的人類中心主義視角，反思現(xiàn)代社會以及觀念體制給行星所帶來的災難性后果時，韋伯對于理性化之非理性歸結的揭示、對于困在“鋼鐵外殼”里的現(xiàn)代人境況的指認，仍舊充滿現(xiàn)實性而有待進一步的闡明。只要把握現(xiàn)狀、形成認識和反思價值的自由知性活動尚未停息，韋伯所帶給人們的啟迪也將不斷涌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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