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洛德·迪博耶是斯特拉斯堡大學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CNRS）經濟學教授、法國計量史學協(xié)會創(chuàng)會會長，曾任計量史學協(xié)會主席。他還是《計量史學》（Cliometrica）雜志創(chuàng)始人，并與邁克爾·豪珀特組織編撰了《計量史學手冊》（Handbook of Cliometrics）。該手冊已由陳志武、熊金武團隊譯為中文，推出“計量史學譯叢”（格致出版社2023年出版）?！渡?、人口與教育投資：家庭量化歷史》（下文簡稱《家庭量化歷史》），原名為《家庭量化歷史》（Cliometrics of the Family），出版于《計量史學手冊》之后，延續(xù)了計量史學書系的特點。
克洛德·迪博耶
Cliometrics（計量史學或量化歷史）一詞由Clio（掌管歷史的女神）和metrics（計量技術）復合而成，這也展現(xiàn)出該學科不同于傳統(tǒng)歷史研究范式的面相。正如《家庭量化歷史》開宗明義地指出：計量史學無論是否存在反事實推斷（conterfactual），都應關注因果關系來揭示各種因素的相對重要性，即“自然科學所認定的在特定歷史條件下發(fā)揮作用之力”。計量史學的興起，為經濟學方法重入史學領域提供了重要契機。正如迪爾德麗·麥克洛斯基（Deirdre N. McCloskey）在其名篇《歷史是否蘊含著有用的經濟學》（Does The Past Have Useful Economics）所言，隨著計量史學的出現(xiàn)，原來已逐漸受經濟學家忽視的歷史研究又開始復興。經濟史的重要實用價值體現(xiàn)在可以挖掘更多和更好的經濟事實，發(fā)展較好的經濟理論、政策，為更多經濟學家的出現(xiàn)鋪路。
《家庭量化歷史》主要圍繞生育和人口、教育和投資、婚姻和家庭三大主題展開，收錄了不同領域學者的前沿研究成果。除第二、第四兩章外，本書其余章節(jié)均簡化處理數(shù)理模型和實證過程，對普通讀者更為友好。與家庭相關的資源配置問題本就是經濟學的初衷，如經濟學（economics）一詞就源自希臘語家庭經濟（Oeconomicus），古希臘思想家色諾芬的《經濟論》也以之為題探討家庭層面的有效管理?！都彝チ炕瘹v史》一書正是對這一人類最基本經濟問題的思考與回應。
第一個是生育和人口問題。統(tǒng)一增長模型（Uni?ed Growth）本為經典的增長模型，而迪博耶和佩里則嘗試將其運用于歷史計量。該模型的核心概念在于“數(shù)量-質量權衡”（quantity-quality trade-off）理論，即家庭作為獨立個體，必須平衡“多生孩子但給予較少的人力資本投資”，與“少生孩子但給予較多的人力資本投資”兩種不同抉擇。這容易引發(fā)社會達爾文主義式的聯(lián)想，將之與生物種群的兩類主要生存策略對應：K策略（繁殖力低、個體大、壽命長，如脊椎動物）和r策略（繁殖力大、個體小、死亡率高，如昆蟲、魚類）。
在本書的宏觀模型中，后代的人力資本類型、數(shù)量等，都可以在約束條件下，通過夫妻雙方相對議價能力這一參數(shù)來尋求最優(yōu)解。相應地，這一參數(shù)體現(xiàn)了夫妻之間對家庭勞動收入貢獻的相對大小程度。迪博耶在宏觀理論模型中，回顧了自馬爾薩斯主義、新古典理論到20世紀60年代貝克爾和明瑟提出的“新家庭經濟學”，再到后來的宏微觀的增長模型的演變脈絡。根據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的歷時變化，可劃分出“不發(fā)達經濟”“過渡經濟”和“發(fā)達經濟”三個階段。不同的子女“數(shù)量·質量權衡關系”適合不同的社會發(fā)展時段，各階段也可由均衡的穩(wěn)態(tài)來確定各自系統(tǒng)和參數(shù)水平。同時，這三個階段也對應了工業(yè)革命后歐洲“后馬爾薩斯經濟增長模式”，持續(xù)至1870年的歐洲人口結構轉型和現(xiàn)代增長模式形成過程。
而在微觀實證方面，人力資本是重要變量。亞當·斯密提到的人力資本是人通過教育、學習習得的技能。它不光需要花費資金，同時成為個人所擁有的資本，是個人和社會財富的一部分。迪博耶所編《勞動力與人力資本》手冊與本書可作對照的姊妹篇。手冊第一章由2023年諾貝爾獎獲得者克勞迪婭·戈爾丁撰寫，系統(tǒng)梳理了人力資本概念在史學研究中的應用，并通過多項研究來佐證人力資本與生育率之間的關系。如貝克爾有關1849年普魯士的研究即證實了“數(shù)量-質量的權衡關系”存在，研究發(fā)現(xiàn)：小學入學率高的縣，生育率更低。而迪博耶對1851年法國的研究也發(fā)現(xiàn)生育率下降會導致教育投資增加。此外，增加女性人力資本投資將提高養(yǎng)育子女的機會成本，從而降低生育率。德國和法國的例子均表明婦女受教育程度對生育率有負向影響。可見19世紀歐洲教育回報率的提升，促使家庭轉向減少生育，增加對子女教育投入的投資策略。其子女成為父母后又會生育更少的孩子，形成“少生優(yōu)育”的代際循環(huán)。
當然，也有越富有子女越多的情況存在。例如從德法的例子中發(fā)現(xiàn)，經濟條件較好的家庭生育間隔時間較短且受糧價波動影響較小。對英國歷史上遺囑數(shù)據研究的結果也顯示，遺囑人死亡時財富多少與后代數(shù)量呈正相關。但稀有姓氏的家譜數(shù)據庫又證明，家庭規(guī)模和子女教育并無顯著相關關系。這一現(xiàn)象可能與19世紀英國晚婚和長生育間隔的生育模式有關，在此生育模式下，家庭可以跨代轉移資本，從而削弱了父母財富對子女教育的約束和限制。
此外，數(shù)字人文技術在家庭研究中得到應用。如在本書第八章關于18~19世紀布宜諾斯艾利斯教堂出生、結婚、死亡記錄的研究中，德爾巴利和拉羅薩就通過對當?shù)丶易濉⑷后w和關系的社會網絡分析發(fā)現(xiàn)：家族可以通過聯(lián)姻與吸納新成員使家族個體更容易進入政治網絡中，從而躋身政壇；相對而言，個人年資、經驗和能力相較家族人脈關系則顯得無足輕重。
第二個是教育投資問題。教育體系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經歷了漫長的歷史洗禮。教育給人力資本帶來的回報不僅針對個人，也是社會性的。在福柯眼中，學校與醫(yī)院、監(jiān)獄等現(xiàn)代社會權力機構別無二致，體現(xiàn)了規(guī)訓權力。而在貝克爾看來，公司和學校是專業(yè)技能的替代性來源，某些情況下學?？梢员灰暈橐环N特殊的公司形式。我們今天的教育體系肇始于19世紀初普魯士在對外戰(zhàn)爭中慘敗后的教育改革，當時普魯士政府強制推行軍事制式的義務教育，家長若不將子女送入學校會受到處分。本書發(fā)現(xiàn)該制度在教育領域引起了連鎖反應，具體表現(xiàn)為：后代子女在受到良好教育的同時，婦女也得到了解放，既提高了女性勞動參與率，也使得生育子女的機會成本隨之增高。
最初的學齡前育兒機構本來是利用宗教理念來對幼兒進行監(jiān)護與教學。幼兒園（Kindergarten）一詞源于德國重要的教育家福祿培爾的創(chuàng)造，他將幼兒園喻為“花園”（garten），而兒童則是需栽培的“植物”。其教育理念吸收了盧梭和裴斯泰洛齊的思想，認為游戲、音樂、自然和故事是必不可少的工具，經過訓練的女性可以在幼兒園教育方面起到關鍵作用。這一觀念在當時被認為過于離經叛道，于是1851年普魯士當局關閉了所有幼兒園，直到1862年政府才因學前教育受到社會廣泛認可而被迫解除禁令。本書第三章對1864年幼兒園入學數(shù)據的實證分析顯示，幼兒園入學率和生育率之間呈負相關，這印證了“數(shù)量-質量權衡理論”假設，即生育率下降的同時，家庭會增加教育投資，并且這一投資從學前教育階段就已開始。
不僅如此，本書對不同地區(qū)教育資源配置不均衡問題亦有關注。1826年，統(tǒng)計學家迪潘（Dupin）研究教育系統(tǒng)的地理空間分布時，曾劃定了一條圣馬洛-日內瓦線，該線以北是教育先進地區(qū)，該線以南則為教育落后地區(qū)。在第九、十章的研究中，佩林和貝奈姆發(fā)現(xiàn)19世紀中葉的分省數(shù)據明顯呈現(xiàn)出“落后-欠發(fā)達”、“重農業(yè)-教育欠發(fā)達”、“工業(yè)發(fā)達-富?！?、“新教-高受教育水平”、“實行生育控制（節(jié)育）-性別平等”和“塞納河畔特殊區(qū)域”六個空間聚類。而對1833年教育大臣弗朗索瓦·基佐調查數(shù)據的回歸分析結果表明，人力物力資源豐富的大型學校對人力資本積累的貢獻遠大于小型學校，更說明了教育機構應該集中力量辦大事。法英兩國對于基礎教育傳播的不同理念，在第十三章殖民地地區(qū)教育研究中也有所呈現(xiàn)。研究發(fā)現(xiàn)，法國政府大力干預和限制傳教士活動，籌資力推世俗教育，在重視教育質量的同時，擴大教育的受眾。英國則開源節(jié)流，認為傳教士是廉價的教育資源，因此對教團涉足教育領域采取放任自流的態(tài)度，使其殖民地入學率和民眾素質相對較高。比屬剛果的基礎教育網絡同樣依賴傳教士，使得該國成為二戰(zhàn)前為數(shù)不多小學入學率超過20%的非洲殖民地國家。從歐洲來的特許公司在當?shù)貙嵭蟹€(wěn)定化的“家長制”政策，為工人及其家屬提供長期定居宿舍（當然其中也包括投資工人子弟小學教育的激勵機制與動機），也提升了當?shù)匦W的入學率。
第三個是婚姻與家庭問題。其核心議題包括了歷史時期的父權制、女性賦權、性別平等。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起源》視角下，形成了社會主義家庭觀和女性主義，沃勒斯坦提出“女性勞動應被特殊審視而非僅被視為‘工人’勞動”。再到貝克爾的“家庭經濟學”則將婚戀市場和家庭結構納入微觀經濟學的學術視野中，他把婚前約會視作搜集配偶信息的一種投資，而婚姻則是一類預期收益大于成本的契約合同，其中包括需要放棄包括獨身之類的機會成本。近年上野千鶴子的《父權制與資本主義》也從對馬克思主義、新馬克思主義的反思中，追溯工業(yè)革命后近代家庭問題的歷史根源，引起了國內社會廣泛的關注。
列斐伏爾《空間的生產》曾反對將空間視為幾何學和傳統(tǒng)地理學概念，認為空間的生產本身就是社會關系重組與社會秩序實踐性建構的過程。而《家庭量化歷史》一書正是以歐亞大陸為大的背景舞臺，從空間視角下審視社會關系的嬗變與父權制問題鏈接點。通過三個歷史案例，本書在歷史地理視域下串聯(lián)起從“新石器革命”到“古登堡革命”的歷史進程中，女性地位如何影響了工業(yè)革命后的家庭結構。
首先，現(xiàn)代意義上的家庭源自新石器時代革命的產物——父權制體系。我們所熟知的四大文明就位于父權制下大致同緯度的中心地帶鏈，其副產品為等級制度和兩性的勞動分工。這些地區(qū)為何曾經繁榮一時，后來卻走向衰落，導致經濟中心向西歐和日本的轉移，成為著名的“命運逆轉”問題。賈雷德·戴蒙德《槍炮·病菌與鋼鐵：人類社會的命運》從生物和地理角度，提到技術變革的可積累性問題。本書第七章中，普雷德、范贊登等則從女性能動性角度出發(fā)，沿用恩格斯的基本假定，即新石器革命前性別關系相對平等，而在新石器革命后誕生的城市、國家和等級社會鞏固了階層結構。從歷史地理空間角度來看，正是那些原本遠離歐亞大陸新石器革命中心地帶的邊遠地區(qū)（如西歐、日本和東南亞），由于父權制影響力較為薄弱，使得女性相對擁有更大的自主權和較高能動性，這深遠地影響了1500年之后世界經濟發(fā)展的歷史軌跡。
其次，對于歐洲本身而言，婚姻和家庭結構也存在差異。哈吉納爾（Hajnal）1965年提出的一條從意大利的的里雅斯特到俄羅斯圣彼得堡的地理虛擬線，將歐洲一分為二。該線以西以北是經典的歐洲婚姻模式（European Marriage Pattern, EMP）（《家庭量化歷史》的第三、五、六章著重探討這一問題），以晚婚、高獨身率和核心家庭為主要特征，該線以南的南歐地區(qū)則是與EMP相反的早婚和復雜家庭模式。西歐在工業(yè)革命前經濟高速增長的原因多歸功于西歐婚姻模式，它不僅是產生西北歐經濟超越南歐“小分流”的原因，也是歐洲與世界其他地區(qū)，如東方之間“大分流”的原因。后來托德又對中世紀以來的家庭類型進行了更加細化的區(qū)分：絕對核心家庭（自由和不平等）、平等核心家庭（自由和平等）、主干家庭（專制和不平等）以及集體家庭（專制和平等）。1871年南歐意大利的人口統(tǒng)計數(shù)據顯示，家庭模式與歷史遺產和傳統(tǒng)息息相關，并且性別角色通過代際傳承至今并產生路徑依賴。
最后，識字和算術能力是衡量人力資本的重要指標，本書也發(fā)現(xiàn)它與父權指數(shù)有關。范贊登發(fā)現(xiàn)，自15世紀中葉古登堡在美因茨發(fā)明印刷機后，《圣經》的售價從相當于以前一個工人一年的工資驟降到一個木匠不到12天的工資，這一變化，促進了歐洲識字和算術能力的提升。本書第五章利用歐洲歷史時期的115個人口史的數(shù)據集（Mosaic）生成父權指數(shù)，并以“年齡堆積法”確定算術能力指標。通過在地圖上將這些指數(shù)配準到西歐、德意志、哈布斯堡、東歐和巴爾干幾個大區(qū)域并對其空間回歸后可見，父權指數(shù)和算術能力（用以代表人力資本水平）之間呈負相關關系，即平均而言父權指數(shù)越高的地方算術能力越差。實際上這也回應并驗證了托德在20世紀80年代提出的女性賦權程度越高，后代受教育程度越高的理論假設。
總體而言，由于是多學者合著的論文集，本書部分術語存在意思類似卻表述不同的情況，我們盡量統(tǒng)一翻譯的稱謂以保持連貫性。類似家庭（family）和戶（household）、計量史學（量化歷史）、父權制（家長制）、女性賦權（女性能動性）、節(jié)育措施（人口控制）等詞，我們未作細致區(qū)分。引述的眾多著名學者文獻，其中不少已有固定人名譯法，例如貝克爾（家庭經濟學）、蓋勒（統(tǒng)一增長理論）、明瑟（勞動經濟學）、托德、諾思（新制度經濟學）、阿馬蒂亞·森（女性能動性是經濟發(fā)展的重要因素）、阿西莫格魯（“包容性”與“汲取性”制度）喬舒亞·安格里斯特和約恩-斯特芬·皮施克（計量經濟學與因果識別）、范贊登（女性與資本主義）等，他們不少是諾貝爾獎獲得者，回顧了人口、家庭、性別、教育等古老的歷史問題。對歷史學而言，諾貝爾獎中經濟史領域研究是與之相關最貼近的獎項，本書充分說明，史學也可以為社會科學提供豐富的研究素材和理論營養(yǎng)。
從本書內容編排和閱讀體驗來看，前四章關系比較緊密，翻譯難度也較大，其中的大量經典文獻回顧，以及從數(shù)理推導、模型建構到理論抽象的計量研究方法，對普通歷史學者來說可能閱讀起來稍顯枯燥。除第一章綜述外，第二、三章關系相對緊密，第四章則主要批判性地介紹了以雙胞胎作為工具變量的一些問題。近年來因果推斷逐漸成為計量經濟學中主要的識別策略，將雙胞胎出生作為工具變量一直被視為經典案例寫入到喬舒亞·安格里斯特和約恩-斯特芬·皮施克計量經濟學教材中，基本上被視為學習工具變量時的必讀例子。因此第四章其實預設讀者有一定的計量基礎，這章甚至可單獨抽出來。由于筆者能力所限，翻譯過程難免存在舛誤之處，同時也認為書中的一些文章也有值得商榷的地方，例如歷史數(shù)據本身的問題（如利用麥迪遜數(shù)據研究女性能動性問題），將亞洲邊緣地區(qū)（如日本）假設為自古父權制影響較弱、女性能動性較高的文明，部分章節(jié)有以論帶史、理論先行之感，等等。實證方面，一些文章僅粗略地討論了基準線性相關關系，并未深入地進行因果識別，諸如排除雙向因果等。但總的來說，本書廣泛整合西方前沿研究成果，可為關注過去與當下人文社科問題的讀者提供一些有益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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